第一章 人之初

“四大怪”

我的家乡——辽宁省盘山县大荒村，水土丰美，地广人稀，民众生活并不特别穷困，但它由于处在几县接壤地带，属于“三不管”地区，开发得晚，成为名副其实的荒乡僻壤。这里，历史上没有出过什么大人物，要说有，就数张学良了。他的出生地，与我的故里相距只有十五公里。所以，当地人关于他的传闻可说是“海海的”，信息量比较大。

这一带，当时流行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名曰“四大怪”：“白天青纱帐，晚上撸锄杠；老少三辈对面炕；偷个‘鸡鸡’怀里放；孩子生在大车上。”头一句说的是，兵荒马乱，土匪横行，老百姓白天躲进高粱棵里，晚上再回家莳弄园田。第二句，是讲当地的居住习惯：为了冬天屋里暖和，许多人家都搭南北对面炕，小两口住北面，老两口住南面；有的讲究一点，中间挂个幔幛。第三句，反映一种可笑的民俗：镇里有座娘娘庙，每逢四月十八“娘娘庙会”，大姑娘、小媳妇街头云集，看人、看戏、看热闹；而那些结了婚的少妇，还有一个共同愿望，就是给“子孙娘娘”上香，“拜佛求子”。到了这里，她们都不再羞涩，变得比较开放，烧香磕头之后，一般都会弯下身去，用手摸摸娘娘脚下泥塑男孩的“小鸡鸡”，有的大胆些，趁势把它偷偷揪下、塞进怀里，带回家去泡水喝——传说这样就会生下男孩。人家远道前来，就是奔着求个儿子；可是，小男孩却把“宝贝儿”丢了，成了“没把的茶壶”，这怎么行！管香火的庙祝只好事先准备很多“配件”，偷走了再安上。最后一句，特指张学良，说他的出生，不在炕头，不在床上，而是“落草”在大马车上，这也算是今古奇闻。

对此，张学良本人是这样说的：

我，实际上不是在地上降生的，我是在车上生的。你看，我的头上都有疤。我们那时正在逃难嘛，我母亲生我在车上。

张作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月十八日，遭到辽西巨匪金寿山的突然袭击，狼狈逃窜，率领保险队来到八角台——就是后来的台安县城。所谓“保险队”，还不同于打家劫舍的土匪，而是负责给这个或那个村庄做保险，每月你交付一笔钱，如果有土匪来袭，他们就出面保护，替村里拦截土匪。张作霖就是这么起来的。他从小就在附近的七乡三镇活动，这一带又是他的亲戚窝——他的妻子赵春桂就迎娶自这里。当时正值祸乱丛生，烽烟四起，为了逃难，居无定所又身怀六甲的赵春桂，在旧历四月十七（公历6月4日）这天，带着大女儿首芳，乘坐马车，从桑林子村胡家窝堡赶往张家窝堡她的堂侄赵明德家。路程本不算远，但由于乡村道路坑洼不平，剧烈颠簸，结果孩子生在了马车上。

这个孩子就是张学良。他的生日原本是6月4日，但是，因为后来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人炸死在这一天，成了父亲的忌日，张学良便把自己的生日改在6月3日了。

张作霖听说生了个儿子，自是万分兴奋，而他的保险队重新拥有了二百多号人马，他还当上了团练长，升官又生子，他说这是“双喜临门”，因而给儿子起名为“双喜”。

那么，桑林子村张家窝堡就成了张学良的出生地。他在五岁之前，一直住在亲戚赵明德家。资料记载，当时赵家分为三个院落，主人住东院和腰院；赵春桂带着女儿、儿子住在西院，当时叫西园子。据年已九十的赵老太太（当年的亲历者、邻家的女儿）说：

我是光绪二十八年出生的，比少帅小一岁。我们两家中间只隔一道小矮墙，因为都沾亲带故，两家走得很近。小时候，我们总在一起玩，玩饿了就在一起吃饭，吃鸡蛋，他总是让我吃蛋清。从小，他就特别聪明伶俐，脑袋瓜好使，人小，心眼儿可不小，用当地的话说，叫做“有道眼”“鬼”“心里有沫”，人们都叫他“小嘎子”。四五岁时，我们在一起玩“扯拉拉狗”（现在叫“老鹰抓小鸡”），他在最后头，怎么也抓不着他；他去抓别人，常常是假装动一下，你一闪，他就一把把你扯住。小小子（指男孩）在一起“打瓦”（认定一个目标，离开一丈多远，抛掷用石片制成的圆砣，看谁打得准），每次他都扔得很准。还有一种玩法，每个小孩手拿一堆高粱秸秆，都是筷子那么长的，用嘴数数，一、二、三、四、五，谁数得快、数得准，就扔出一根，他脑袋瓜灵，总是他赢；大伙起哄，说他做假了，罚他多拿几根，那也不行，还是他赢。还一块去抓蚂蚱、抓蛤蟆，他更是能手，人小会算计，脚步轻轻的，眼睛尖，手法灵，每次都是他抓得多。我比他小，又是小丫头，心又死，手又笨，个头也小，总是两手空空，气得抹眼泪。他哈哈一笑，像个大将似的，哄着我：“别哭，别哭，看大哥来给你抓。”这样，再出去，我就不下手了，只是帮他拿那些抓住的。他像个威武的将军，扛着竹竿，摇摇晃晃，走在前面，我就跟在他的身后，像个大老板的“跟包的”。

双喜出生以后，就没有赶上好年成，农村条件很差，母子三人整天以高粱粥、糠饼子、苣麻菜充饥，奶汁缺乏，双喜靠着母亲为他嚼的“奶布子”活下来，饿得皮包骨头。少帅晚年回忆说：

我小时候总有病，身体很不好，还吐过血，我能活下来，自己才叫感到奇怪。那时母亲也有病，没有奶给我吃，吃什么呢？就是把高粱米饭嚼碎了，成糊糊状，用来喂我。我没想到，我还能活到这么大的岁数！

到了三岁那年，张作霖带他到算命先生那里，说：“先生，你看这个孩子，体格这么瘦弱，我挺担心的。请你给他看看面相吧。”

张作霖的名声在当地很响，算命先生自然知道，便谦和地问了小双喜的生辰八字，然后闭上眼睛，运转着手指掐算起来，尔后，毕恭毕敬地奉承说：“公子命相大奇，致身富贵，易如反掌。”

张作霖听了，自是欣喜异常，但还是心存疑问，便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身体这么瘦弱，小时候时运这么不佳？”

算命先生说：“老总这就有所不知了，俗话说得好：‘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这是一节；另外呢，如同所有大人物一样，公子生来烈性，命硬如钢，一克父母，二克兄弟。”

张作霖猛一激灵，赶忙询问：“可有什么办法加以破解？”

算命先生又是一阵掐算，最后说：“找个替身，消灾解祸。可以带上公子到庙里去，许愿给庙上作佛门弟子，才会免遭灾难。”张作霖付上酬金，谢了算命先生，便回去筹备。

于是，在四月十八娘娘庙会上，由妈妈带着双喜到庙里去烧香磕头，由和尚给他剃成光头，象征性地做了小沙弥，然后领着回家。过一些天，再到庙上举行还俗仪式。烧香上供之后，和尚身披袈裟，一面用手抚摸双喜的脑袋，一面念叨着：“自小多灾害，父母担惊骇。自许入空门，全凭佛爷带。前殿不打扫，后殿不礼拜。脱下僧袍来，赶出山门外。”随后，佯装发怒，挥起戒尺便打，逼令双喜逃出，算是“跳出佛门”了。这时，再由长辈领回家去，但须改换名字。叫什么名字，要看孩子逃出后，听到别人第一次叫另一个人的名字，这个名字便作为自己的名字。由于换了新的名字，就意味着命硬也好，克爹克妈也好，就与己无关了。这天，小双喜逃出庙门，恰好听到旁边树林里有人呼唤“小六子”，这样，双喜便改名为“小六子”了。

张学良晚年曾忆起了这件事，说：

小时候，我身体较弱，母亲就把我送到庙里去做“跳墙和尚”。什么叫“跳墙和尚”？就是送到庙里去学当和尚，然后再跳墙跑掉。那天，我跳出墙后，恰巧听到有人呼叫“小六子”，所以，家人也就叫我“小六子”。我说笑话，那时如果有人喊“王八蛋”，那我的小名就叫“王八蛋”了。称我“小六子”就“小六子”吧。其实，我排行不是第六，而是第一。

虎性子

张作霖归顺了清廷之后，驻防在新民府，当了五营的统领。这样，他便把妻子、儿女接到了新民团聚。这年，小六子已经五岁了。张学良回忆说：

那时，新民府很发达，铁路就修到那里，还没有修到省府。记得住在新民府时，有一次，人家过年送礼，抬来一大盒子香蕉，是青香蕉。大家琢磨，这是啥玩意儿。有明白的人，说这是洋茄子。那怎么吃呢？煮着吃，不行，煮着也不好吃，太涩；有的说，生吃，蘸着酱油凉拌吃，结果，凉拌也不好吃。

张作霖小时家境贫寒，没有正经地念书、启蒙，墨水很浅，处事艰难，曾经闹出了许多笑话。因此，他下狠心，要让下一代学好文化，多多读书。转眼间，小六子就到了上学的年龄，七岁那年，张作霖请辽西名儒崔名耀给他正式取名。因为西汉时有位开国元勋张良，崔先生便在中间加了一个“学”字，名“学良”，字“汉卿”。张作霖感到正合己意，十分高兴。于是，后来的几个儿子，学铭、学曾、学思、学森、学浚、学英、学铨，便都按照“学”字排了下去。

崔名耀是清末的秀才，因为学识渊博，深孚众望，张作霖便聘他为主稿员，负责办理统领的文案公务，同时兼任家庭教师，为儿子启蒙、授课。这样，张学良就由《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一直到读完“四书五经”，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功底。

这年过端午节，老帅请崔先生吃饭。席间，崔先生带着一点酒兴，动情地说：

老夫阅人久矣！这个孩子有些特异的禀赋，长大了笃定是副牛脾气、虎性子，风生水起，涌荡波澜，会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老帅听了很得意，因问：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先生说，其因有三：一是，他出生于辛丑年，次岁为壬寅，这叫做“前牛后虎，万山无阻”；其二，是考虑到遗传、血统、家庭影响，人们不是常常把“将门虎子”连在一块说吗？其三，俗谚云“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异日为牛为虎，从对这个少年郎的观察、品鉴中不难看出。

张学良的顽皮、捣蛋，无拘无管，“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可说是从小就养成了。一次，他因为惹是生非，遭到了母亲的责难和处罚，他一时性起，竟然操起一把菜刀，向母亲头上砍去，幸亏母亲反应快，躲闪过去，才没有造成流血惨剧。还有一回，父亲以玩笑口吻对他说：“不喜欢你了！”他立刻扑上前去，把老帅的长袍大襟一把扯了下来。看到村里人跳神、求仙、祈祷、算命，他就当面向人家问难，表示强烈反对。有一回，家里请来了一个巫婆跳大神，他趁大人没注意，故意把西瓜皮投掷在“大仙”附体的巫婆脚下，使这位“大仙”摔了个仰面朝天，他却在一旁拍掌大笑，说：“你看大仙灵不灵。”闹得最严重的是，帅府设宴请客，筵席上，酒、菜已经摆满，宾主正在举杯称觞，他发现席上没有自己的座位，便钻到桌子底下，猛然用头一顶，登时杯盘满地、酒肉翻飞。

他十二岁那年，祖母病逝，家里请来工匠搭起一座两层楼高的布棚，布置成高大的灵堂。趁着家人不注意，他一下子攀到顶棚上面，人们惊叫不已，他却若无其事地舞爪张牙，扮着鬼脸。长大以后，更是胆大、冒险，无所顾忌。他说：

我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你叫我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

我对于中国的传统礼教，接受得不大多。自幼就具有反抗的性格，反抗我的父母，反抗我的老师，甚至反抗我的长官……凡不得于心者，自以为是，辄一意孤行，不顾一切。

在担任东北航空处总办时，他请来教官教他驾驶飞机。这天早晨，他趁教官没有在场，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独自将飞机发动起来，飞向远方。吓得身旁的人惊骇万状，不知所措。正是他这种为常人之所不敢为，一意孤行、不计后果的冒险精神，为日后处理“杨常事件”、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性格上的基础。

当日塾师崔名耀的种种解释未尽科学，不过，最终还是真地“言中”了。“年少万兜鍪”，炮火硝烟灼红了他的青涩岁月。在这个东北汉子的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他有个口头禅：“死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搬个家罢了！”这样，有时也不免粗狂，孟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莽撞的军人”。但也唯其如此，才激荡起五光十色的生命波澜，有声，有色，有光，有热，极具个性化色彩，生发出强大的张力。他的精神世界总是在放纵着，冲决着，超越着。对于他人死死抱住不放的货利、声名，他视若鸿毛，弃置不顾；可是，却特别看重人格、操守。敢做敢当，不计后果，轻死生，重然诺，讲义气，用古话说是游侠，今人称之为豪气。这种饶有古风的价值观、人生观，从小便铸塑成型，尔后支配了整个一生。

“小顽皮”

张作霖升任第二十七师师长，进驻奉天之后，张学良便随同母亲、姐姐，一同跟着父亲迁入省城；崔名耀也当上了卫队旅的书记官；张作霖便把当年自己的启蒙先生杨景镇接进省城，给儿子张学良授课。

原来，张作霖小时候家里一贫如洗，没有钱上学，便经常到村塾的窗外偷偷地听课，塾师杨景镇很受感动，就免费让他上学，并供给他纸笔和书本。这年，张作霖已经十一岁了，刚读了几个月，就赶上父亲去世，只好忍痛放弃学业，给大户人家做零工，养家糊口。但他始终念记着杨老先生的这份恩情，所以，这次便给潦倒乡关、贫居无聊的恩师找了这份差事。无奈，这位老先生也确实过于衰老，而且陈腐守旧，说话总是文绉绉的，脑后拖着一条干巴巴的小辫子，走起路来颤颤巍巍、摇摇晃晃。张学良看见了，就叫他“老棺材瓤子”。

老先生有一件长袍，家织布的，据说是宣统皇帝登基那年做的。可张学良却认定，从那布料、那样式、那股子馊味来判断，至少应该穿了一百年。擅长恶作剧的他，弄来一些蜂蜜，又拌上一个捣碎的卫生球，然后偷偷地抹到袍子上。这样，老先生走到哪里，苍蝇便跟到哪里，嗡嗡营营，寸步不离。老先生倒是自得其乐，读起书来喜欢吟哦，也就是唱着诵读，意态悠然，十分投入，张学良便偷偷点燃一个炮仗，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老先生口水流出。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谈到了这位老先生：

他的为人顽固守旧。民国已经成立了，他仍保存他的辫子，他不但不剪，还禁止我也不许剪。我那时心中认为是奇耻大辱，有一年，他归家度岁，我自己把辫子剪去了。等他回来，大为不悦，申斥我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我说：“老师，那么你是应该留全发的，那你只留一半，岂不是毁伤了？”他说：“这是皇上的意旨。”我说：“皇上已经完蛋了，剪辫子那可是政府的号令哪！”我这位老先生怒气大发，说：“这个没有皇上的朝廷，还能会有多么长久呢？”

私塾要求每天都要背诵，可是，张学良却总是偷翻书本，老先生批评，他便顶撞说：“书是我的，为什么我不能看？”还有一次，塾师以《民主之害甚于君主》为题，让他作文加以论述。他在文章一开头，就引述韩愈《原道》中的“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的话来加以批驳，气得塾师跑到大帅那里告状，说“我实在教不了这个小顽皮”，愤然提出辞职。

十三岁那年，张学良还曾受教于晚清进士、担任过御史的金梁。后来，金梁对人称赞他：“汉卿年十二三，即从我学文，能作千言，下笔颇快。”

在张学良的老师中，还有一位白永贞，满洲镶白旗人，世居辽阳唐马寨蚂蜂泡村。他不仅是一个知名学者，也是一位很有气节的政治家。史料记载：他“一生嗜读，博学善书，且为人善良正直，深受乡人爱戴。‘九·一八’后，白永贞拒绝给日寇充当汉奸走狗，对已附敌的袁金铠悲愤万状地说：‘洁老（袁金铠字洁珊），吾与汝私谊甚厚，然人各有志，国土沦陷，山河破碎，吾痛不欲生，何惜一死！’1944年初，白永贞患疾不起，嘱咐家人：‘吾将走矣！死后送吾回故里，停放于宗祠，吾不甘葬于污垢之地，等国土收复后，大祭大奠。此可谓：待到驱除日寇时，家祭勿忘告乃翁。’言毕而逝”。从他对张学良的称许上，亦可知其颇有识人之见。

许多年后，张学良在一份“自述”中，对白永贞有这样一番评价：

我小时候是有点儿小聪明，也非常调皮，那时念书，我们共三个人，一个表弟，还有一个弟弟。我们就抓着苍蝇放在一个瓶子里，把粉笔碾成粉末，各人有不同的颜色，我是红的，你是蓝的，他是白的，苍蝇就在粉末里扑棱着，满身是颜色。搞完之后，这就是我的兵了。看谁比谁抓得多。上课时，苍蝇坏透了。我们的老师是近视眼，坐在那里看书，苍蝇飞来，就落在他书上。他说，噢，这苍蝇怎么是红的？而且这红苍蝇还扑扑地弹下不少粉末，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看见了这情景，都偷偷地笑。老师猜想一定是我们干的，后来就翻我们抽屉，把苍蝇都翻出来了。第二天就打手板。

先生是一位孝廉公，曾任过知府。我虽然曾从他受教只有一年多，可是我得益不少。他对我从未有过怒颜谴责，许我行动自由放任。关于读书做人，他时加劝诱指导。

他教了一年半，二年差不多，他就跟我父亲去说。他说：“你不要你的儿子念书了，他不是念书的料，不是一个坐屋念书的人。他要干什么，你让他干什么就好。”

我父亲是想把我造就为文人哪，我父亲很听他的。

后来，这个白永贞就辞馆走开了。

白永贞在《帅府日记》中记载：“（1928年）九月五日，汉卿赠筵两席，予余贺寿，余对其言：‘汉卿，承你重师生之情，然余不重礼仪馈赠，只愿你爱国爱民。’汉卿言：‘爱国爱民是我为政之本，终生不渝；尊师重道是我为人之本，亦终生不渝。’”

望子成龙

老帅对于张学良的学习、成长极为重视，不仅请了几位国学功底深厚的学界名流，为他奠定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还适时为他请来英文教师，由省城外交署的英文科长徐启东担任。少年张学良在奉天城里住下来以后，老帅有意识地为他创造条件，使之接触到一些外国领事馆和商务代办机构，了解各种新鲜事物。这样，他又跟着帅府内外熟悉外文的人打交道。不久，张学良加入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结识了一些英美籍朋友和外籍专家、学者，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增长了学识。

一天，老帅把张学良叫到身前，说是要考考他。

老帅突然大吼一声：“站好！”

他应声而答：“是。”

问：“李世民是哪朝人？”

答：“唐朝人。”

问：“你喜欢他吗？你愿仿效他吗？”

答：“不喜欢，也不想学他。”

老帅眼睛一瞪，问：“那你喜欢谁？”

答：“我喜欢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丁汝昌。”

老帅哼了一声，又问：“你喜欢日本天皇裕仁吗？”

答：“不喜欢。我喜欢加里波第将军——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还有海战殉国的英国纳尔逊将军。”

老帅夸奖道：“好小子，有种！”

老帅治家谨严，特别是对子女严加管教。少帅弟兄们都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父亲同他们一桌吃饭，平时总是高粱米粥和馒头，逢年过节才能吃上酸菜炖白肉片的大碗菜。有一次，喝高粱米粥，学良不愿意喝，被老帅敲了一筷子，还大骂说：“妈拉个巴子，当年老辈人，若是能喝上一碗高粱米粥，能饿死吗？你当大哥的，应该给弟弟、妹妹立个样子。”

少帅在“口述历史”中说：

我原打算要学医，到现在我还喜欢医生这一行。我父亲他也没说不赞成，可也没有说行，我也没办法。

你知道我这人的性格适合干什么？我愿意干自由职业，像当个医生，画个画儿什么的。总之，干个随随便便的职业。我本来是不想当军人的。我还喜欢女人，喜欢跟女人在一起。我想自自由由地干点事，可一惹上政治，这事儿就不同了。当然，我当了军人，现在我也看到了，不但与父亲有关，与东三省有关，甚至与世界上的变化都有关系。不是我当军人，不是我管东北，也没有这么多的事。

少帅还谈到：

我十五岁那年，一天，父亲跟我说：“你晓得吗？你妈妈死的时候，留下了几万块钱。那个钱，在你姐姐手里，那钱是留给你们三个人的，不是单独给你姐姐的。”我冲着我父亲笑了，说：“你那点钱算什么玩意儿？别说那几个钱，就是你再多再多的钱，我也没看在眼里。”我父亲把眼一瞪，瞅瞅我。我说：“长大了，我能挣，还要比你挣得多！”我父亲看看我，说：“你好大的口气！”他的心里还是满高兴的，欣赏我有志气。他最看不上窝窝囊囊、小里小气的人。

少帅记忆中有这样一件事：

吴俊升，就是绰号吴大舌头的，他是黑龙江的督军，我五弟认了他做干爹，我们喊他大爷。过年了，他给我父亲拜年，给了我们兄弟每人五千块钱。我父亲一看，就火了，说：“吴大哥，你怎么这样做？”吴俊升说：“过年了，小孩子磕头，总得给点钱花。”我父亲说：“你给这么多钱，就不对了。”吴俊升说：“我的钱，我的一切，都是大帅给的，我得报答报答。”老帅说：“这是什么话！既然这么说，那你回黑龙江去，好好做事，别让那里的老百姓骂我们的老祖宗。这就是报答了，不能拿钱坑孩子！”我父亲当时，那种神态，盛气凌人，凛然可畏，吴俊升趴在地上，连连给我父亲磕头。我在一旁看着，真有点毛骨悚然。后来我听说，吴在黑龙江，名声不怎么好。

故园情

张学良的故居，尽管离我的故里很近，但直到1994年，我才第一次前去瞻仰。村里人介绍说，当时的张家窝堡地处荒原之中，大草场，芦苇荡，户数很少。据张将军后来回忆，也是说：稀稀落落的，只有几户人家。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屋后有一棵枣树，结的大红枣很甜。于是，村里就以此为线索，进行访查鉴定，整个堡子唯有这里有一棵老枣树，而且，当年确曾住过赵姓人家。

这是三间极为普通的农家土平房，前面有一个院落，院墙外一棵柳树，长得十分茂盛；屋后东北角，一棵由三条粗干组成的老枣树，由于年深日久，有些枝条已见干枯，但每年还都结很多红枣。

1991年10月5日，身居台湾的张将军亲口尝到了一别八十余载的故居的红枣。他记起了儿时母亲带着他挥竿扑枣的情景，不禁激动万分，当即给带给他家园红枣的台湾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丁先生写了封信：

中江先生道鉴：承赠大著及家乡枣果，敬此申谢。愿上帝祝福！

张学良书拜十月五日

当地民众出于对张将军的爱戴与尊重，他们爱屋及乌，对于这棵红枣树也是加倍呵护，不许有任何损伤。这使人想到《诗经·甘棠》章记述的人们对于召伯虎的怀念。召伯虎为申伯筑城盖房，划分方田，规定租税，劳绩颇著，申伯的子孙和当地一些群众很感激他。为了寄托对召伯虎的深情怀念，他们加意保护召伯虎宅前的一棵甘棠树，并吟唱道：“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居住）。”

1990年，张学良将军九十华诞前夕，当地政府斥资整修了他的故居，并在他的生日那天，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将军的亲属、部属，他的八弟张学铨、四弟张学思的夫人谢雪萍远道赶来出席。现在，这里辟为“张学良将军纪念馆”，挂有一副由河北省张家口市楹联学会会长董汝河撰写的对联：

盛京易帜西京谏策百年功业千秋节

台岛望云夏岛吟风一缕乡思万缕魂

馆中陈设一些将军童年时用过的生活器具，以及400余幅反映少帅叱咤风云的一生的照片，像东北“易帜”、西安兵谏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历历在目。展厅挂满了少帅亲友和部下及社会各界名流参观纪念馆所题写的墨迹，其中有张学良弟媳谢雪萍的题字——“振兴故里，待大哥来”。

1994年，台安各界人民主动捐款，在县城中心广场为将军雕塑一尊铜像，广场命名为汉卿广场。将军九十九华诞时，以县委、县政府名义，主持召开了“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千古功臣颂》的诗词集。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将军在夏威夷病逝，噩耗传来，台安人民当即给将军的亲属发去唁电，各界人士举行座谈会，表达对老将军的怀念和沉痛哀悼之情。尔后，在距离将军出生地仅三公里的西平森林公园拨出十公顷土地，为他修建了衣冠冢，名为少帅陵，与其父在抚顺的衣冠冢——元帅林相对应。将军的女儿张闾瑛专门为陵园写了一副楹联：“东北易帜中华统一垂青史，西安兵谏团结救国功千秋”。山门楹联为西安市楹联学会名誉会长解维汉撰题：

戎马铸丰功一曲浩歌担大义

衣冠还故里千秋正气贯长虹

楹联家李忠云也有一副对联：

身诞台安名动西安壮举长教千古颂

情融国土魂归故土英灵犹盼九州同

张将军埋骨他乡，到死也没能偿其回归故土的夙愿。据说，他在夏威夷由赵一荻选定的墓地，紧邻日本神社，周围由日本人墓园包围；日本神社的钟亭就在他的墓室边缘的下方。将军为抗日救国付出了监禁半个多世纪的代价。而他死后，还要时时听到日本神社的钟声，人何以堪，心何以安？所以，台安乡亲在他的出生地建立了他和夫人于凤至的衣冠冢，确有其特殊的意义。将军地下有知，或将笑慰于九泉吧？

由于老帅张作霖在八角台发迹，少帅张学良又在台安境内出生，所以，张学良对台安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这里只讲一件事：1929年，《台安县志》完稿、付梓，县公署请张学良将军为县志撰写序言。当时，张将军身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又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集军务、政务于一身，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他仍然慨加允诺，欣然命笔。这在当时奉天省五十八县中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