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批判知识权威，关注人类情欲

谁是蒙田？

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是法国文艺复兴后期人文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蒙田和莎士比亚是同时代人。十六世纪的作家，很少有人能像蒙田那样容易被现代的人所接受，也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能够直接与我们对话。他是启蒙运动以前对知识权威持批判态度的批评家，是一位人类情欲的冷峻观察家，也是一位对各民族文化进行冷静研究的学者。他所关心的问题，时至今日，我们仍不得不关心。所以我们很容易把他视为一位可以和我们一同深入讨论问题的现代人。

房龙在评价蒙田《随笔集》时说：大臣们的演讲和政治家的论文极少受欢迎，但蒙田的书却在以智慧之士座谈会的名义下聚在一起的文明人中阅读、翻译和讨论，并且持续达300年之久。

一位学者在提到人们对蒙田的推崇时写道：“蒙田的作品从未绝版过。这实在是我们这个文明令人鼓舞的一面。在他死后第一个10年，他因当年曾在政治纷争的两端取中间道路而在政治上失宠，但即使在那一时期，他的《随笔集》还是出了四个版本，并已被译成英文和西班牙文。到今天，从地球上所有书面语言都可读到它了，各国的学者们都靠他那三本书干起了红红火火的事业。”

蒙田于1533年出生于法国波尔多市一个大富商家庭，他家祖辈以开鱼行和向英国出口葡萄酒而发财致富。由于当时拉丁语是学者和文人的通用语言，他的父亲就为他高薪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讲授拉丁语。蒙田把拉丁语当做母语来学，法语和本地方言反而是后来才学会的。所以蒙田很早就熟读古代大家如普鲁塔克、塞涅卡、塔西佗等人的著作。

中学毕业后，蒙田开始学习法律，他在法院当法官达13年之久。然而，法官生涯令他大失所望。各种法律的来源极不可靠，理性的成分远远不及风俗习惯的成分，而某些法官又常常滥用职权，“我亲眼看到，很多判决比罪犯的罪行还要罪恶！”所以蒙田在当法官的十几年里，他宁愿有负于法院，也不愿愧对人类。

1570年，他卖掉了法院的官职，回到蒙田城堡定居。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笔数量不菲的地产，婚姻又给他带来了一笔可观的财产。现在，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了。大部分时间里，他躲在自己的塔楼里看书写作。偶尔与一些大人物打打交道，过问一下政治，借机维护一下城堡的安全和自己的独立。生性幽默的他，博采众长，将不同文章体裁的特点都揉进他的《随笔集》中。而他的朋友们也都鼓励他能够早日写出这样一部著作来。

1580年，蒙田将《随笔集》的前两卷交由波尔多的西蒙·米朗日出版商出版了。接着，他离开妻子、女儿和城堡外出旅游。中世纪的出门显然不是我们今天的出门概念。他这一去就是17个月8天。他先到了巴黎，把《随笔集》敬献给国王，并聆听了国王的指示，讨得了国王御笔亲书的介绍信。他随国王去围攻拉斐尔要塞，然后又辞别国王，穿过了洛林地区，瞻仰了贞德故居，进行了温泉治疗，又游历德国、奥地利，经布伦纳山口进入意大利，一路上游山玩水，终于抵达罗马。

罗马是人文主义的故乡，蒙田同样十分崇拜古代罗马文化。在罗马，他受到教皇的接见，他还把《随笔集》呈送教廷圣职部审查。教廷圣职部对他和他的书表现得相当宽容，他极为自豪地获得了“罗马市民”的荣誉称号。蒙田迷恋罗马，觉得在这里过得非常愉快。

不过，这时他被波尔多市议会选为波尔多市市长，亨利三世写信命令他尽早去波尔多赴任。他只好离开罗马，经由米兰、都灵、里昂，回到了蒙田城堡。

这次旅行，开阔了蒙田的视野，证实了他的相对主义的看法。沿途见闻使他进一步坚信，风俗习惯对个人和国家起着支配性的作用。他把这些看法写进了《随笔集》第三卷中。

蒙田这个市长做得还挺成功。他为自己定下了标准，要做一个没有仇恨、没有野心、没有贪欲的市长，要做一个费心、奔波、流血、流汗的市长。波尔多市市民对蒙田相当满意，他们再次选举他为市长。在他的任期内，他经历了海盗与兵变等种种考验。在他第二个任期结束之际，波尔多发生了瘟疫。出于谨慎，他回到了蒙田城堡。与此同时，国王与新教之间的战争也波及了他的故乡。

1588年，蒙田写完了《随笔集》第三卷。他动身前往巴黎，让阿贝尔·朗热利埃给他印刷出版。在巴黎，蒙田正赶上“神圣同盟”街垒战，亨利三世被赶出了巴黎，蒙田也被投入监狱。后来，亨利三世的母亲用抓获的一个神圣同盟成员把蒙田交换出狱。接着，他陪同国王四处流浪，并列席了布卢瓦三级会议。

这次经历使蒙田对政治彻底失去了兴趣，他返回城堡，专心修订《随笔集》。他终于像自己所期望的那样，顺应自然，过上了普普通通、合乎人道的生活。1592年，他悄悄地弃世而去。

蒙田为什么现代？

蒙田是一个让我们越看越像现代人的家伙。他很世俗，绝不忘掉与达官贵人友好交往。事实上，他与亨利三世国王及国王的母亲过从甚密，他甚至还经常借机维护一下自己城堡的独立与安全。但是我们并不讨厌他。因为他不是一个讨好献媚的家伙，更不是一个不择手段往上爬的无耻之徒。他非常克制，绝不以出卖自己的立场为代价来谋取好处。从根子上来讲，他甚至对物质上的好处也同样抱着谨慎的怀疑态度。但是他洞悉政治的微妙，也很清楚如何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他甚至把自己的《随笔集》呈送教廷审查，而教廷居然没有嗅出字里行间所潜藏的危险。教廷对他很宽容，这在宗教争端风起云涌的16世纪实在是一个奇迹。

他的时髦却绝对不在于他的政治平衡能力。他为现代人所推崇，是因为他早大家4个多世纪说出的话，大家在4个多世纪后居然能依然越品越有味。照理说，品古人的东西，犹如啃剔除的骨头，初尝生香，继则无味，久则如同嚼蜡。但是我们现代人读起蒙田来，却免不了会忘掉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差别。

他能让你回头注视自己，道理非常简单，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怀疑主义者。他无法相信绝对的真理--当然，他也会拒绝或断然否认这种真理的存在。他只告诉你说，我不知道。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知道什么呢？”对外在真理的悬疑态度，促使他回过头来审视自己。蒙田在《随笔集》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不断地省察自己，省察自己的生活状况，省察自己的身体活动与精神活动，以及省察自己的身体活动与精神活动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省察中，你会发现自己几乎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蒙田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考察各个地区与各个民族的生活习惯，他得出一个结论：习俗对个人和国家起着支配作用。他十三年的法官生涯，他的几次外出旅游考察，都给他提供了大量的观察素材。他发现，不同地区的人，是非标准和善恶标准都个个不同，有时甚至还截然对立。毫无疑问，这又佐证了他的怀疑主义。而这种发现也同样激励了我们现代的人。

因为，如果文化是一种相对的东西，而从认识上说，真理又并不能够证明自己的普遍有效，那么，我们就可以由此生发进行无限的遐想。比如，我们可以为自己并不入主流的奇想怪癖作辩护，我们会坚定想法，认定我们自己拥有保持自己的奇想怪癖不加改变的权利。不要小看了这么一点点的权利，它可是历来都令宗教团体和国家意识形态头疼的大问题。又比如，我们还可以拿它来审视世界大的文化与政治格局。我们可以怀疑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政体是否就一定是需要全世界人民效仿的制度。我们可以质疑说，我们本民族文化也有它存在的权利。因为你并不能从理论上认定我们就一定是错误的。总之，你可以替自己辩护，因为你有了蒙田的榜样参照。要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这本来就是蒙田的期望。

这也就难怪那些渴望心灵独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会这么喜欢蒙田这个家伙。因为这个家伙这么喜欢省察自己，对他那个时代那些被人天天当做新闻报写着的奇迹，他总是以怀疑之笔写着的。他写道：“以我看来，世界上的什么怪异、什么奇迹，都不如我自己身上这么显著……我越通过自省而自知，我的畸形就越令我骇异，而我就越不懂我自己。”一个连自己都越来越不懂的人，想让他坚定地、不假思索地去赞成一个外来的判断，确乎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蒙田警告说：“在我看来，即使最好的作家也常常犯错误，他们坚持从我们当中找出原型，塑造出一致的坚实的虚构人物。他们选择一种普遍的特点，进而安排和解释人的所有活动，使之适合他们的画面；假如他们不能使这些特性足够扭曲，就动手把它们异化……对我来说，最难的事，莫过于相信人的一致性，而最容易的事，莫过于相信他们的不一致性。”

他声明，我们自身在这么多时刻变成了这么多不同的人，结果，“我们自己跟自己的不同，就像我们跟他人的不同一样多”。这件事分析起来相当复杂；他承认，可以做这样的努力去“探索内里，找出是什么发条驱使人们去行动”。但是，他警告说：“由于这一行当又难又危险，我希望更少的人去参加。”顺便讲一下，这话是四百多年前说的。

现在你该明白他为什么现代了吧？从蒙田出发，你可以去为几乎所有事情辩护。而他又绝对不必为你的辩护结果负责，毕竟，他可以一脸迷惘地问你：“我知道什么呢？”只要你愿意，新新的、后新新的、后后新新的人类都可以从蒙田著作里找到替自己辩护的理由；而现代的、后现代的、后后现代的艺术和思潮也都可以从蒙田著作里摘录出十分有利于自己的言论。谁都可以自称是蒙田的朋友，只要你足够宽容。

蒙田的怀疑主义却又不是一个懒惰者的庇护所。说蒙田是一个相对主义者还真有一些冤枉和误解蒙田。蒙田绝对不会像古希腊的犬儒主义者那样，因为怀疑而堕入一种怎么做都行的生活状态。怀疑是一种行为，而它只是我们诸多行为中的一种，它不可能破坏我们其他的行为和行动。行为和行动是对怀疑的战胜。蒙田把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认知区别开来。认识上要持悬疑态度，而生活则需要我们投入践行。

蒙田勇敢地跨进了社会生活，他没有逃避。“我不希望人们不对自己承担的事情表示关注，为之奔走，费口舌，必要时流血流汗”。他多次担任公职。“我希望人民得到最大的幸福，而且毫无疑问，如果情况允许，我会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服务。我为民众辛劳，犹如为我自己”。

在蒙田看来，毫无疑问应该担当好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他写道，“是一个人懂得如何做自己的主人。”他十分平静地甚至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自己的以及人类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没有什么能比好好地尽力地扮演一个人这样美，这样合法了；也没有任何一门科学能比认识到好好地自然地过此一生更艰难。我们的疾患中，最猖狂、最蛮横的就是瞧不起我们的存在……就我来说，我爱生活并开拓生活。”

他是一个道德家，像历史上所有最伟大的道德家一样。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幽默高手。任何一个仔细阅读蒙田的人，无不被他在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机智所打动。毛姆说：“蒙田的随笔不管挑哪一篇来读，你都会觉得趣味盎然，他那种宜人的闲谈特点也发挥得比较充分；虽然这些文章的题目相对来说有点一本正经，但文章本身依然妙趣横生；在写这些文章时，他对随笔这种体裁已驾轻就熟，对读者的兴趣已了如指掌，所以你在那里将领略到他那种不拘一格的文章精髓。”

见证蒙田

从1580年至1588年，《随笔集》分三卷在法国出版。当时的情况在上文中已有论及。

蒙田逝世时留下了两个女儿，亲生女儿继承了他的财产，而他的干女儿则继承了他的文稿。

干女儿名叫德·古内，她狂热地崇拜蒙田。蒙田逝世后，德·古内小姐于1595年整理出版了比较完整的对开大版本《随笔集》。那个时期，法国人对战争已经深感厌倦，有了足够的心理期待来接受这一充满智慧的散文。迪佩龙红衣主教称“这是一本正直人的枕边书”。有一个叫德图的人称赞这部书是“名副其实的箴言研讨会，每一个警句都是至理名言。”

不过，也有人对蒙田的文章缺乏条理表示不满，巴尔扎克批评说：“《随笔集》的语言和文笔打上了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与那个地区的烙印，显得粗野生硬、土里土气。”帕斯卡对蒙田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他批评说：“蒙田缺点太大，他引的掌故太多，并且谈自己也太多。”他还说：“蒙田在其全书里想到死的时候，总是优柔怯懦的。”马勒伯朗士则指责蒙田是一个“骑士式的学究”，说《随笔集》不过是“由小故事、俏皮话、两行诗和格言拼凑起来的”。

1676年，《随笔集》被列为禁书。看来，经过近百年的反思，教会终于开始认识到蒙田思想的危害。不过仍然有不少人对《随笔集》褒奖有加。皮埃尔·莫罗指出：“写《随笔集》的人就已经是古典作家了，其规则存在于自然、理性和政治中。”

在17世纪，各种不同的人都从蒙田的作品中尝到了乐趣。德·塞维尼夫人对蒙田的魅力赞不绝口：“我有许多好书，蒙田当属最佳，他们绝对不会愚弄你，你还需要什么呢？”查理·索雷尔称这部作品是“宫廷和世界的日常教科书”。

18世纪，人们对蒙田好评有加。孟德斯鸠说：“在大多数作品中，我看到了写书的人；而在这一本书中，我却看到了一个思想者。”伏尔泰在驳斥帕斯卡时大声赞美蒙田：“蒙田像他所做的那样朴实地描述自己，这是多么可爱的设想！因为他描绘的是人性……”卢梭对蒙田持保留看法，他不喜欢蒙田起伏多变的文笔。而百科全书派作家则把蒙田当自己人看待。德利尔指出：“他善于像哲人那样讲话，像朋友那样谈心。”

到了19世纪，蒙田的崇拜者遍及全世界。司汤达在创作《论爱情》时常常参照《随笔集》，德国的歌德、席勒，英国的拜伦、萨克雷，以及后来美国的爱默生都对蒙田十分推崇。尼扎尔写道：“一系列反映法国精神的杰作是从《随笔集》开始的……”

20世纪本身就是一个意见纷纭的世纪，不过人们对蒙田的评价反倒比前几个世纪中的任何一个世纪要更统一。半个世纪前，阿曼戈博士创立了蒙田友好协会，到今天，协会会员遍及世界各地。而没有参加蒙田友协，自己私下与蒙田凭心交谈的人则更是不计其数。蒙田成了追求心灵独立者的亲密私交，阅读蒙田则成了人们精神休闲的最好去所。

导读一：常读常新话蒙田

[美］刘易斯·托马斯

每逢周末，屋子里没有新书可读，外面又下着雨，也没有多少东西去想去写，长长的午后凄冷空虚，这时，没有什么能像蒙田一样令人感觉好些。

他喜欢搔着自己的耳朵，说：“搔痒乃是大自然最甜美的恩赐之一。”

对他那个时代那些被人天天当做新闻报写着的奇迹，他是以怀疑之笔写着的。他写道：“以我看来，世界上的什么怪异，什么奇迹，都不如我自己身上这么显著……我越通过自省而自知，我的畸形就越令我骇异，而我就越不懂我自己。”

蒙田的作品从未绝版过。这实在是我们这个文明令人鼓舞的一面。在他死后第一个10年，他因当年曾在政治纷争的两端取中间道路而在政治上失宠，但即使在那一时期，他的《随笔集》还是出了4个版本，并已被译成英文和西班牙文。到今天，从地球上所有书面语言都可读到它了，各国的学者们都靠他那3本书干起了红红火火的事业。

我曾经磕磕绊绊地读过弗洛里奥（Florio）的译本。那个本子由于文字古老而极其难啃，可费的事还是值得的。直到唐纳德·弗雷姆（Donald Frame）的美式英语本面世，我的阅读也起步腾飞。我有个习惯，就是每遇到写得佳胜处，都要把那一页折了角，知道日后还会想回首重温。我记性差，不得不做这种事。如今，8年多过去了，有一半多的书页折了角，所以，书积压在案上，变成两倍厚。而我则对蒙田生出一种新的兴趣：在那些未折过角的书页上，我读过又忘了，有待重新发现的是些什么呢？

他是从第一页起就决心要向你讲述关于他自己一切的一切的。他也真的这样做了。用了最长的篇幅，在弗雷姆译本的所有876页里，他讲了又讲，关于他自己。

本来，这应该，几乎从定义上说，是注定要成就一个大大的厌物了。可蒙田却不是，在所有那些书页中的任何一页，都一点不令人生厌，这是为什么？甚至那篇罗唆个没完的《向雷蒙·塞邦德致歉》也不令人生厌。有几年，我是把那一篇当做干燥的论文翻过不看的。我知道他为了讨好他的父亲，曾翻译过塞邦德写的一篇神学小册子，而在这冗长的经历之后，他的随笔还是包含着他的思想的。所以，我每次阅读都越过它，或一目十行翻一遍，什么也吸收不到，没有一页折过角。后来偶有一天，我读进去了，从此就再也没钻出来过。原来，雷蒙·塞邦德是蒙田最不关心的。在最初的几个段落里，他对他的父亲和塞邦德尽职尽责地点头示意，还有一段义务性的说教，说为达到真理，推理是有用的，此后，蒙田干脆信马由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最要紧的，他想说，理性并不是人类特有的禀赋，并不能使人类与大自然其他事物分别开来。蜜蜂更善于组织社会；大象更关心其他大象的福利，并且更富想象力，它们会用木头和泥土填起人挖的陷阱，把陷进去的大象弄回到地面上。他甚至拿不准，人类语言是否就比野兽间手势和气味的交流更复杂、更微妙。他列举一长串生物，喜鹊、豺、狐狸、鸣禽、马、狗、公牛、龟类、鱼类、狮子等，引用古典里的轶事，说明它们如何有理性，更重要的，如何温和可爱，满意地证明了“这些动物如何比我们优良，而我们对它们技巧的模仿又是多么低能”。简直妙不可言。

蒙田在书的开头几页就跟人交上了朋友，而随着那一篇篇随笔伸展开来，他成了你的朋友里最要好、最密切的朋友。当然，他只是一味说着他自我，不过，那个自我后来也变成了读者的自我。此外，他从不装腔作势。没错儿，他喜爱他自己，可他从来不像讨厌鬼那样洋洋自得、忘乎所以。他喜爱他的头脑，他的头脑里的所有一切都叫他爱恋而快乐。

当然，他是个道德家，像其他所有最伟大的道德家一样。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幽默家。难以想象，任何人仔细地读蒙田，聚精会神地注意他讲的什么，而不在大多数时间发出会心的微笑。

那就像跟一个交往了很久的朋友凭心交谈，有时会出现沉默。这种沉默不但被允许，而且还得到鼓励。本着当时的风尚，每一页上都有摘自经典作家的语录，这些摘录打断了文本，这些地方的作用通常是让人歇口气，不要求多么注意的。

这些随笔，愿意的话，你可以漫不经心地浏览，眼睛扫过书页就像你透过窗户看外边的草坪，等待什么有趣的事出现。然后，“顺便说一下，”他说。这时，你正在椅子里俯身向前，而他又开始告诉你作为一个人是什么样子。

赞颂自我是蒙田毕生的事业。不是自我的成见，也不是自我陶醉，几乎也从不是自我期许的。顶好的意义上，是一种有限制的自我满足，是令人费解的决心，决心要跟内里的我和平共处。对蒙田来说，自然界一切事物中，最接近、最让人埋头热衷的事物，是蒙田。不是最亲的，却是最近的，因而是最便于了解的。

他为自己的不一致而着迷，并进而认为，不一致性乃是人类区别于其他活物的普遍生物学特性。“我们都是东拼西凑而成的，”他说，“如此不成形状，构造各界，至于每一小块、每一时刻都在玩自己的游戏。”

他那时候还没有精神病医生，但假如有，蒙田会向他们提出警告性的劝告：“在我看来，即使最好的作家也常常犯错误，他们坚持从我们当中找出原型，塑造出一致的坚实的虚构人物。他们选择一种普遍的特点，进而安排和解释人的所有活动，使之适合他们的画面；假如他们不能使这些特性足够扭曲，就动手把它们异化……对我来说，最难的事，莫过于相信人的一致性，而最容易的事，莫过于相信他们的不一致性。”他声明，我们自身在这么多时刻变成了这么多不同的人，结果，“我们自己跟自己的不同，就像我们跟他人的不同一样多。”这件事分析起来太复杂；他承认可以做这样的努力去“探索内里，找出是什么发条驱使人们去行动”。但是，他警告说，“由于这一行当又难又危险，我希望更少的人去参加”。提醒一下，这话是400年前说的。

他感到毫无希望了解自己。他写道：“从我身上可以找到所有矛盾……羞怯，蛮横；贞洁，淫荡；健谈，寡言；坚强，纤弱；聪明，愚鲁；暴戾，和蔼；撒谎，诚实；博学，无知；慷慨，吝啬又奢侈。所有这些，我都在自己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就看我偏向哪方……关于我自己，我不能讲任何绝对、简单和坚实的话。这样讲时，我不能不感到混乱和混杂，也不能一言以蔽之。”

发现了并面对所有这一切，他却丝毫没有为之烦恼。他平静地甚至兴高采烈地接受自己以及人类的局限性和不坚实性。“没有什么能比好好地尽力地扮演一个人这样美，这样合法了；也没有任何一门科学能比认识到好好地自然地过此一生更艰难。我们的疾患中，最猖狂、最蛮横的就是瞧不起我们的存在……就我来说，我爱生活并开拓生活。”

就这样，他写下去，一页又一页，表露着自己的思想，而不让自己受制于任何一致性的律条。“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他写道，“是一个人懂得如何做自己的主人。”结果，跟他自己的预言相反，结果竟是，一切都是他，都是完整的一体，像石头一样坚实、一样完整无损。正如他到处讲的那样，他是一个平常的人。他在每一页里都让你相信他是平常的。在这一点上，你不得不相信他。他首先是个诚实率直的人，而他的书的独特魅力正在于此：如果蒙田是一个平常人，那么，一个平常人是怎样的令人鼓舞，说到底，是怎样的杰作！你不能自己地充满希望。

导读二：商业促成了宽容

蒙田促成了《皇家宽容法》

[美］亨利·德里希·房龙

有人说，中世纪的城市空气有益于自由。

的确如此。

躲在高高石墙后面的人，尽可以安全地对男爵和教士嗤之以鼻。

不久以后，欧洲大陆的条件大为好转，国际商业又成为可能，于是产生了另一种历史现象。

以三个双字词组表示便是：生意益于宽容。

你在一周内的任何一天，特别是在星期天，都可以改变这个论点。

温斯堡和俄亥俄可以支持三K党，纽约却不行。纽约人如果掀起一场运动，驱逐所有犹太人、所有天主教徒和外籍人，华尔街就会乱作一团，劳工运动冲天而起，一切都化为废墟，不可收拾。

中世纪后半期正是如此，莫斯科是一个貌似公爵的小小伯爵的所在地，可以激恼新教徒，但是在国际商业中心的诺夫格罗德却需要小心从事，不然便会惹恼前来做生意的瑞典、挪威、日耳曼和佛兰芒商人，把他们赶到维斯比去。

一个纯农业国可以用一整套丰盛的份饭来泰然款待农民。但是，如果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布吕赫人在他的围墙里开始屠杀异教徒，那么代表外国公司的人便会马上外流，随之资金也会被抽回，使城市陷于破产。

不少国家并不能从根本上汲取教训（如西班牙、教皇统治区和哈普斯堡的领地），依然被所谓的“对信仰的忠诚”所左右，无情地把信仰的敌人驱逐出去。结果，它们不是化为乌有，就是缩小到第七等国家。

然而，商业国家和城市的掌管人通常都很尊崇既定事实，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

所以在精神世界上严守中立，天主教、新教、犹太人和中国主顾都能照常经商，同时继续忠诚于各自的宗教。

为了外表的体面，威尼斯通过了一项反对加尔文教派的法案，但是十人内阁却小心地告诉宪兵，这条法令不必执行得太认真，让那些教徒自行其是吧，愿意信仰什么都可以，除非他们真的动手把圣马尔可抓到他们自己的会场去。

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好友也如此行事。每个星期天，新教牧师们都高声斥责“淫荡女人”的罪孽。但是在旁边的街道里，可怕的天主教徒也在一个不显眼的房子里默默地做弥撒，外面还有新教警长警戒，提防日内瓦宗教牵扯的狂热崇拜者闯入这个犯禁的会议，他们可能会把法国和意大利客人吓跑。

这丝毫不是说，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人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可敬教会的忠诚弟子。他们一如既往，仍然是好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不过他们记得，汉堡、吕贝克或里斯本的十个经商的异教徒的善良愿望，要比日内瓦或罗马的十个寒酸教士的允许更有价值，于是他们便宜行事了。

蒙田有开明自由的见解（并不总是一种），而他的父亲和祖父却经营鲱鱼生意，母亲又是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据我看，商人长辈对蒙田的观点有很大影响。他作为战士和政治家，整个一生的特点就是深恶盲信和偏执，这要起源于离波尔多主要码头不远的一家小鱼铺。

我如果当着蒙田的面这样说，他是不会感谢我的，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所有“生意”的痕迹都从华丽的家族纹章中小心地抹去了。

他的父亲获得了蒙田地方的产业，便无度地花钱，想让儿子成为绅士。蒙田刚刚会走路，私人教师便在他的可怜小脑瓜里塞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六岁的时候他被送往高级学校，不到二十岁便成为波尔多市议会羽毛丰满的一员了。

接着他从了军，还在法院工作过。三十八岁时父亲死了，蒙田便退出了所有的外界活动，把余下的二十一年（除去几次违心地短期介入政治）都消磨在他的马匹、狗和书的上面，并且都有所研究。

蒙田虽可称为划时代的人物，却有几个弱点。他从没有彻底摆脱某些感情和礼仪，这个鱼贩的孙子相信这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直到他死去的时候，还一直说自己不是真正的作家，只是个乡村绅士，到了冬天没有事情做，才草草记下一点略有哲学内容的杂乱思想。这全是废话。如果说有谁把他整个的心、灵魂、美德和罪恶以及一切都献给自己的书，那就是这位能和不朽的达尔塔昂匹敌的开朗的绅士。

由于心、灵魂、美德和罪恶都属于这个豁达大方、深有教养并性格宜人的人，他的全部作品要比其文学作品更胜一筹，它们已经发展成为明确的生活哲理，它们以常识和实际的日常体面为基础。

蒙田生为天主教徒，死时依然故我，年轻的时候还加入过法国贵族为把加尔文主义逐出法国而成立的天主教贵族联盟。

1572年8月，教皇格列高里八世欢庆杀死三千名法国新教徒，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天，从这以后蒙田永远离开了天主教会。他从来没有加入另外一派，而是继续参加某些重大礼仪，免得旁人饶舌。然而自从圣巴塞洛梅惨案之夜以后，他的作品便全都与马尔库斯、奥里利厄斯、爱比克泰德或其他十来个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作同归一辙了。有一篇题为《论良知的自由》，很值得缅怀。他在文章里使用的语气就好像是古时帕里克利的同代人，而不是法国皇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仆臣，他还以背教者朱利安为例，阐明真正宽容的政治家应该取得的业绩。

文章很短，充其量才五页，你可以在第二册的第十九章中找到。

蒙田已经看腻了众多顽固不化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倡导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在当时环境中）只会导致新的内战。但是一经条件允许，那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睡觉时不再把两把匕首和手枪放在枕头下面了，明智的政府就应该尽量避免干预别人的思想，应该允许所有臣民依照最能使自己心灵获得幸福的方式热爱上帝。

蒙田既不是唯一也不是第一个产生这种想法并且大胆公之于世的法国人。早在1560年，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前大臣麦克尔·德·豪皮塔尔和好几个意大利大学的毕业生（由此被怀疑是受了再洗礼教的熏染）就曾经说过，对异端者只宜用文字论战。他令人惊讶的观点是，良知有自己的本来面目，不是靠武力可以改变的。两年以后，他促成了《皇家宽容法》的产生，该法使胡格诺教派有权召开自己的集会，举行宗教会议讨论本宗教的事务，俨然像一个自由独立的教派，而不是寄人篱下的小派别。

与巴黎律师让·保丹的观点一样，蒙田否认国王有权运用武力强迫臣民进这个或那个教堂。

大臣们的演讲和政治哲学家的论文极少受人欢迎，但蒙田的书却在以智慧之士座谈会的名义下聚在一起的文明人中被阅读、翻译和讨论，并且持续达三百多年之久。

他的业余身份和他只为乐趣而写作的说法，使他深得大众之心。不然，人们是绝不会买（或借阅）一本被官方列为“哲学”的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