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戴高乐 第一章 书香门第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立意要成为伟人！

——戴高乐

在法国历史上，有两个人物让世人推崇备至，其一是拿破仑，他所率领的军队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使法兰西这一字眼在世界近代史的长河中闪闪发光；其二就是戴高乐了。他使法兰西这一民族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让法兰西重新放射出光芒。

当1940年6月18日，伦敦广播电台播出“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之时，一个伟人就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对于这位拯救法兰西于水火之中的伟人，其青少年时的人生足迹又是怎样的呢？

戴高乐祖先曾在佛兰德、香巴尼和布尔戈尼等地居住过。

15至17世纪，戴高乐家族以戎马征战为主。那时，法王和英王进行了多次战争，战争也把戴高乐的先祖牵扯扯进去，为了法王的利益，戴高乐的先祖曾拼杀在战场上。连续不断的战争，使得这个家庭养成了恪尽职守、为国效忠的传统。

18世纪，戴高乐家族曾有人在司法界为官，担任过巴黎议会的检察官。进入19世纪，戴高乐家族又以科学文化为主要职业，成了令人钦慕的书香门第。

这是一个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破了产的、笃信天主教的小贵族家庭。在这个家庭中，对戴高乐一生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他的祖父母。

戴高乐的祖父名叫朱利安·菲力普。

1835年，朱利安·菲力普同约瑟芬·安娜·玛丽·马约结婚。

约瑟芬家虽然在敦刻尔克拥有一家烟草工厂，却是里尔市人。这样，布尔戈尼的戴高乐家族又恢复了他们的祖先和法国佛兰德地区的联系。

从戴高乐祖父母的结合来看，不失为一桩有趣的婚事。

从社会地位看，它使布尔戈尼一个贵族文官家庭和以勤劳著称的佛拉芒人居住的北部地区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结为姻亲；从个人角度看，它使一位史学家和一位作家成为眷属。这样的结合，可以说影响了戴高乐以后的一生。仅以他以后对法兰西民族的巨大号召力而言：一方面，由于戴高乐出生于下层贵族和中产阶级家庭，又是一位参加宗教活动的天主教徒，因而对心地善良的法国守旧派具有号召力；另一方面，他家境贫寒，因而鄙视资产阶级以及法国企业主全国理事会的老板们，这就使他能与共产党争夺左派的选票。所以说，戴高乐祖父母的结合，本身就是法兰西民族内在的保守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朱利安·菲力普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致力于史学、古籍研究，潜心阅读中世纪的证书，辨认和收集巴黎教堂的铭文，1839年出版了《巴黎及其近郊新史》一书。

从信仰上来说，他是正统的保皇分子。他认为在正统思想遭受严重的破坏之后，历史应该恢复其连续性，祖国应该重建。他的巴黎史是对已退休的国民公会议员迪洛尔的巴黎史的回击。他认为：“迪洛尔扬起世纪的尘埃，只是为了寻找点燃他仇恨之火的干柴；他祭起历史的亡灵，只是为了把它变成魔鬼和怪物。”

戴高乐的祖父属于这样一种人：对于他们来说，法国历史应该使法国人团结在一起，正如宗教圣徒们团结在一起一样。

戴高乐的祖母约瑟芬·马约，在事业上似乎比丈夫更具影响力，堪称文学界女豪杰。约瑟芬·马约出生于一个烟草厂主家庭，也许这个资产阶级出身使她不像丈夫那样受旧思想和旧传统约束，也不像一般富家闺秀那样胸无大志。

约瑟芬也是一位天主教徒，她曾写过许多关于宗教道德的书，书中浓厚的宗教道德色彩，在当时颇受称赞。但是，活跃的思想并没有被宗教精神禁锢住，她在一家《家庭通讯》刊物任主编，经手发表了社会主义者朱尔·瓦莱斯的文章，还曾著文颂扬颇为著名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然而，她并不是社会主义者。

她思想活跃，才思敏捷。使她一举成名的小说《阿代马尔·德贝尔卡斯托》至今仍然吸引着不少读者。当时，她的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在19世纪的法国，可算得上是一位多产的女作家，在国立图书馆的目录卡上，她的作品目录占了8页之多。

特别是她的传记体裁的作品，更有着极高的艺术及社会价值。其中有记述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夏多勃里昂的传记；有记述追随拿破仑多年曾护送他去厄尔巴岛的特鲁奥将军的传记；还有记述爱尔兰政治家达尼埃尔·奥康内尔的传记。

戴高乐在幼年时就极为钦佩夏多勃里昂并欣赏他的诗句，他还对祖母的《爱尔兰解放者奥康内尔》一书爱不释手。书中描述的奥康内尔，由一个爱尔兰的独立运动的成员，一步步成为国会议员，并参加英国宪章运动，为“暴力派”领袖之一；后又创办《北极星》报，宣传暴力改革思想；最后变成为合法主义者，不再主张暴力斗争。其一生的经历对戴高乐影响极大。在祖母的《奥康内尔传记》中所阐明的主题则贯穿了戴高乐的毕生活动。约瑟芬·马约在《爱尔兰解放者奥康内尔》一书中赞扬了那位爱尔兰的爱国者进行的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他用尊重法律和秩序的办法解决了问题。

戴高乐从小立志报国效力，甚至于戴高乐的历史文学修养，完全可以说都与他的祖母有直接的关系。戴高乐虽然从他资产阶级出身的祖母那里继承了许多，但他从来都否认自己与资产阶级有任何牵连。

1962年，戴高乐说道：“资产者？我从来就不是。资产阶级，就是财富，就是占有财富的意识，或是攫取财富的欲望。我的家庭和我，我们一直是贫穷的……我从未感到我与这个阶级的利益和愿望联系在一起。”

的确如此，在戴高乐的祖父那一代上，法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对多数的国家。由于在法国，拿破仑三世一直被看成是乡下人，“反对资产阶级封建制”的保护人，农民对皇帝也一直充满了忠诚。作为保皇分子的祖父，以及延续了这种信仰的后代们，生长在法国的乡村，自然要否认其与资产阶级的任何牵连了。

祖父母虽然性格各异，并且所从事与研究的事业又不相同，但关系却十分和谐。他们婚后一共生养了3个儿子。

长子夏尔·戴高乐，从小患有痼疾，毕生从事凯尔特人问题的研究。他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居住在欧洲莱茵河、塞纳河、卢瓦尔河流域和多瑙河上游的部落凯尔特人研究起，一直追溯到研究散布在法国北部和爱尔兰岛等地的凯尔特人。

为了便于研究，他学会了威尔士语和布列塔尼语，并发表了一些用布列塔尼语写的诗歌，使用的笔名是巴兹·戴高乐，在布列塔尼语中意为“吟游诗人戴高乐”。

他曾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一部书，书中详细描述了19世纪的凯尔特人的生活风貌。他不仅仅是学者，还是一位幻想家。他曾幻想布列塔尼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联合在一起，成立一个世界性的凯尔特人的联邦。难怪有人称他为“布列塔尼诗人”和“凯尔特战士”。他曾在一首战斗的诗篇中写道：“在每一个遭到夜袭的军营里，每个人都在与敌人激战，他们是不问举起军旗发出第一声集合令的人的军衔高低的。”这句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引起了他的侄子戴高乐将军的强烈共鸣，并以此勇敢地向法兰西人民发出了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斗号召。

然而，他在30岁时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对戴高乐的祖父母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鉴于戴高乐的这位大伯父幼年患有痼疾，祖父母曾对他倾注了更多的关怀，这在戴高乐的父辈中有目共睹。他离去后，为了纪念他，戴高乐父母才给戴高乐取了与伯父相同的名字。这或许不完全是为了纪念，其中还含着对戴高乐的殷切期望，期望戴高乐能像他的大伯父那样去勇敢地面对人生和社会。

除此之外，这个家族中对残疾者的无限爱意还深深感染着戴高乐以后的人生。戴高乐在这个家族从小就懂得了如何面对困难、如何关怀弱者。到其成年后，特别是擎起了“自由法国”的大旗后，面对无数困难与大国的压力，他都能勇敢地冲过去……不仅在处理国际国内事务上如此，而且在家中也是如此。

他对待身有残疾的女儿安娜充满了爱意和关怀。即使在遗嘱中也不忘掉这一点：“我的墓地就是安葬我女儿安娜的地方，日后我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这句话曾使无数世人感到了戴高乐伟大的慈父的心肠。这种情意的外延则是：戴高乐将军将他稿费的大部分，用于设立以他残疾女儿安娜的名字命名的“安娜·戴高乐基金”，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一个慈善保育院。

由此可见，尽管戴高乐并未与他的大伯父相处，然而他的大伯父的言行通过家人对他的影响是至深的，尤其是大伯父身上的战斗精神，可谓影响着戴高乐的一生。

戴高乐的二伯父朱尔·戴高乐，是法国知名的昆虫学家。他对法国5000多种黄蜂和蜜蜂进行了分类编目。法国自然博物馆里至今陈列着他的肖像。他和他的哥哥一样，都继承了父母的敬业精神，在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上做出了一番成绩。

戴高乐的父亲亨利·戴高乐，排行第三，生于1848年。他走上了与两个哥哥不同的道路，选择了军人的职业，还考取了为陆军训练技术人才的巴黎工艺学院。

1866年8月，亨利·戴高乐同表妹让娜·马约·德拉努瓦在里尔结婚。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很快面临失败，亨利·戴高乐响应资产阶级左派活动家甘必大的号召，志愿加入了“国民自卫队”。在巴黎被围时，他是陆军少尉，率领一排人参加了斯坦斯和布尔歇的战斗，负伤后获得一枚勋章。这枚勋章后来被少年戴高乐视若家珍。

普法战争后，亨利·戴高乐放弃了继续求学的念头，当上了教师，在位于沃吉拉尔大街389号的圣玛利亚教会学校教授哲学、数学和文学。所以出现这种选择，一方面是由于父亲朱利安·菲利普突然去世，家庭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另一方面也由于法国的战败，使他对政府统帅的军队暂时丧失了信心。

亨利是一个知识渊博并有坚定道德信仰的人，他同其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忠实的保皇党人。他利用讲台，把上帝、国王和祖国一起灌输给求知若渴的青少年。他在圣玛利亚教会学校曾任学监和校长。

戴高乐后来这样评价他的父母：“我的父亲是一个有见解、有学问和尊重传统的人，对于法国的尊严充满了感情。他让我了解了法国的历史。我的母亲对于祖国有着坚定不移的热爱，这和她的宗教虔诚不相上下。”

亨利尽管忠诚于他的教育事业，可是，为了抗议法院对他一位同事的不公正判决，他辞去了公职，来到一所初级中学教授文学和数学。他身材修长，长着一双象牙一般的手。面对普法战争后法国的衰败之势，他常常神情严肃，创作一些希腊哀歌来寄托忧思。在政治观点上，他毫不隐晦，自称是“一位悔恨的君主主义者”。

戴高乐的母亲让娜·马约·德拉努瓦是一位虔诚信教的女子，她的两个姐姐都是修女。在她的近亲祖辈中有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

亨利夫妇有5个孩子：4个儿子，1个女儿。老大格扎维埃——矿山工程师；夏尔·戴高乐排行第二；老三玛丽·阿涅斯，嫁给了矿山工程师；老四雅克——矿山工程师，老五皮埃尔——银行家。

一家人在饭前都要念上一遍祝福经，然后边吃饭边用拉丁语就各种问题发表议论。每星期四下午，亨利总要率领着全家去拿破仑墓或去凯旋门前静默致哀；星期天则带着他的孩子们去凡尔赛，有时去斯坦战场。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对童年的戴高乐来说就像一张痛苦的蜘蛛网，经常困扰着他的心。

戴高乐将军在以后的《回忆录》中专门提到在他童年的心灵上经受的某种“思念法兰西”之类的教育，它是通过方形王旗和简练的碑文，通过对光荣或牺牲的回忆，通过罗斯丹·特泰依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以及史诗歌曲等进行的。总之，王冠、祭坛、军队和教会构成了戴高乐一家的正统思想。

戴高乐兄妹5人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了实业家和工程技术专家，他们的职业取向偏离了这个家庭的传统。唯独戴高乐的道路不一样，他喜爱文学，作了军人，却又从政半生。只有他，将这个家族几代人的不同志向汇集于一身。

可以说，父母对事物的看法以及他们在生活中的言谈举止，深深地影响了童年的戴高乐，使他常常为国家的业绩、英雄的功勋而神往，为国家的衰败和民族的苦难而激愤。

1890年11月22日，戴高乐诞生于里尔市公主街上玛约的故居。

在这幢房子的正面有一个壁龛，位于高大正门上方的左侧。龛洞里塑了一尊圣母德拉福伊的小雕像，人们从铁栅外几乎难以看清。正门外围毫无修饰，这与四周各种豪华的建筑物形成鲜明对照。

邻里环境的影响，深深刺痛了幼小戴高乐的心灵，难怪以后他在为家世辩解时说：“我的家庭和我，一直是贫穷的。”

夏尔·戴高乐是亨利夫妇的第二个孩子。全名叫夏尔·安德列·约瑟夫·马里·戴高乐。他生在里尔，长在巴黎，所以戴高乐后来常自称为“巴黎的小里尔人”。

虽然关于戴高乐童年的逸事和传闻不多，但像许许多多的伟人传记一样，也不知道是出于对伟人的推崇，还是出于对天真儿童的抚爱，人们往往从一个伟人的童年时代就足以考验出这是一个伟人“胚子”。戴高乐自然不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