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石评梅（1902~1928），山西平定县人，小名元珠，学名汝璧，现代著名女作家。惊世的才华和过于短促的生命，某种意义上，让石评梅成了一个民国传奇。今天，一旦提及民国那些才情耀世的卓异女子，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她。

石评梅自幼喜欢梅花，成年后自号“评梅”，居所雅号“梅窠”。确实，梅花成了这位民国才女最为恰切的象征，一生犹如一枝梅的花开花落。石评梅父亲石铭为前清举人，续弦后，46岁得女，视若掌上明珠，亲自督促其幼教。严父督学，加之天资聪颖，石评梅幼时便涉猎广泛，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识见与表达能力。其父虽科举出身，但并不迂腐、守旧，辛亥革命后，剪掉辫子，走出大山，来到太原任省立图书馆馆员和中学教员，高君宇、高长虹是其得意门生。石评梅12岁，随父进入省城，入山西省立女子师范就读。新式教育开阔了她的眼界，亦让她各个方面得到充分发展，在校期间各科成绩优异，琴棋书画、诗词文赋俱佳，尤其拿手风琴演奏，闻名遐迩，16岁时被誉为“晋东才女”。其间，因参加女师学潮，石评梅曾被除名，但校方惜其才华，稍后又恢复其学籍。

1920年，石评梅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渴望进入国文系深造，不巧，该系当年不招生，无奈之下，权衡兴趣，就读于体育系。以文会友，她毕业前夕结识国文系女生黄英（庐隐）和陆晶清（小鹿），旋即与之建立深挚友谊。民国才女们似乎完成了一次美好的集结。时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庐隐长石评梅四岁，但两人家世相近，情趣相投，内心，还有文字的哀戚与伤感亦似乎如出一辙。她们之间的知解与认同，更多基于精神层面。石评梅之死给了庐隐巨大打击，稍后，她将石评梅与高君宇那凄艳而高洁的爱情，以小说《象牙戒指》细细写出，至今传为佳话。石评梅与陆晶清则几乎形影不离，共同的爱好与抱负，加之，陆晶清早年丧母，石评梅没有亲兄妹，两人漂泊异乡，自然亲近、投契得如同姐妹，并称“梅花小鹿”。

1923年底，石评梅毕业后，任教于女高师附中，担任国文和体育教员。她以新式教育理念教书育人，注重对学生进行爱的感化，同时，以自身的敬业与执著，为学生树立榜样。作为体育老师，她一手栽培的附中女排1928年在华北运动会上大显身手，获得亚军。她本人更以出众的文学才华，在北京的文坛上大放异彩，笔耕不辍，涉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各体创作。石评梅的同事教育家汪震，在《评梅的女子教育》一文中指出：“评梅先生是一位文学家、体育家，也是一位教育家”，并认为她“以教好体育作为德育的一个门径”。

石评梅的创作各体兼长，带有“五四”高潮期的鲜明印记。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妇女的觉醒，或许最为引人瞩目。石评梅毫无疑问是当时女界最为早醒的灵魂。她编报刊、写文章，为争取妇女的权益，为呼吁社会关注妇女的生存处境，为警醒不自觉被男权桎梏的姐妹而振臂高呼。1924年，年仅22岁的石评梅不断发表充分彰显其女性意识的激扬文字，即便今天读来，仍令人激动与讶异。散文《露沙》，可视为作者与同道露沙（庐隐）的笔谈，探究妇女的命运和作为知识女性对于时代、社会的责任。文中写道：“但一想到中国妇女界的消沉，我们懦弱的肩上，不得不负一种先觉觉人的精神，指导奋斗的责任，那末，露沙呵！我愿你为了大多数的同胞努力创造未来的光荣，不要为了私情而抛弃一切。”这是对对方的劝勉，亦是庄严的自励。1924年12月10日，由石评梅、陆晶清主编的《京报副刊·妇女周刊》第一期出版，石评梅亲自撰写“发刊词”，她清晰看到中国妇女“禁锁幽闭，蜷伏在黑暗深邃的幕下”，在“礼教的桎梏中呻吟”、“箝制的淫威下潜伏”的现状，呼吁广大妇女起而抗争；并对未来满怀希望：“相信我们的‘力’可以粉碎桎梏！相信我们的‘热’可以焚毁网罟！”而“数千年饮鸩如醴的痛苦”即将成为过去，“我们去诉述此后永久的新生，我们去创造”。

在我看来，女性意识的觉醒，某种意义上是石评梅高洁人格的体现，是一份庄严的自爱。而她以柔弱的女性之躯自觉担负起“自觉觉人”责任，并将这份庄严的自爱推及姐妹，则是一个现代女性深沉的民族国家之爱。除了撰写文章大声疾呼，她更将这份爱贯彻于教育实践中。汪震撰文回忆亦谈到，石评梅始终对学生灌输男女平等的观念。

作为一个优雅、诗意的现代女性，除了爱己、爱国，石评梅自然也爱人。只是，那如此彻底、纯粹的爱恋，终究成就了一曲久久传诵的悲歌。隔了漫长的岁月，成了神话，成了传说。我很反感于以石评梅和革命家高君宇的爱情为原型，故作政治意识形态解读，并刻意敷衍的影视作品。石、高之间的爱情，我以为并不关涉其他，在石评梅一方，只是一个自觉觉人的现代女性，所传达出的一份对待爱情的态度，还有她那结局古典，而过程极为现代的取向。这也许是石评梅最为动人之处──爱己、爱国、爱人，都如此彻底，以至于让自己的一生成为了诗意本身。

石评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爱上有妇之夫，初恋的伤痛，让她不敢再接受哪怕世间最为诚挚的爱情。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君宇（又一个有妇之夫）的追求。只是，后者的爱恋同样过于纯粹，以至这无法得到回应的爱情，最终让他付出了生命代价。悲剧，就这样有如多米诺骨牌，不断迁延、倒伏。石评梅更为深巨的创痛，源自她对真爱的拒绝。她无法原谅自己，沉浸在无边的忏悔与自责中，甚至平静等待着死亡的来临。才华横溢的生命就这样一点点被无边的伤痛消蚀──那枝梅凋零了。她要倾诉这爱的创痛，写下大量意绪凄苦的文字。她那基于良好旧学根底而来的超拔的驱遣现代汉语的能力，让其生命晚期的文字凄艳、哀婉，曲近忧伤，甚至让今人的阅读难以终篇。她的感伤并非矫饰、滥情，而恰恰是忧伤过于诚挚。一代才女最后就死于这生命中难以承受的忧伤。

今天，我想说的是，石评梅生命后期的写作毕竟是一种青春期的写作，无法超越感伤，加上过于精美的文字，让她个别文章显得空洞、单调。自然，我也知道这样的评价在勉强前人，我只是惋惜于没有看到走出忧伤之后的石评梅的样子，还有她的文字。对一个卓异女性的天不假年，我常常以为这是上天对其才华的嫉妒──那上帝之手要收回她。而在喧嚣、浮躁，几乎所有一切都无法纯粹的当下，我想石评梅更让人缅怀、嫉妒还有敬爱。

令我生出无限感慨的是，作为本书编者，我本人似乎也与石评梅有一段前定的渊源。我不得不承认，她那些无比感伤的文字，或许是我此生最为真切的文学启蒙。接触它们时，我只有15岁，而在这不惑之年的多个夜晚，重读石评梅，仿佛穿越漫长的时空，让我看到了当年那个懵懂而羞涩的少年。我想，与石评梅的遇合，也一定出于上帝之手的排定。

1986年，我成了一名高中生，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十分瘦弱的文学青年，忧郁、善感。每每晚自习前的读报时间里，给我们朗读一节《墓畔哀歌》。美丽而感伤的文字，打动了许多少年──我的男同学、女同学，还有──我。大家都对老师手里的那本书，产生了浓烈好奇。旋即，小县城新华书店那套1984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邓颖超题签的《石评梅作品集》，便卖出好多套。买者自然都是我的那些家境稍好的同学。午休时，他们拿出来从容地提前阅读晚上老师可能朗读的段落。这是最为让人眼羡的虚荣。多少次徘徊在新华书店柜台前，隔着玻璃，看着眼前定价1.25元的书，而生出小小的拥有的奢望。这念头到底被我压抑了下去，但是，石评梅还有那飘着一片红色枫叶，素洁而雅致的封面，倒是烙印在我的脑海，无论历经多少岁月，都无法漫漶。那是一本，不，应该是一套三册，在我生命中无比亲切的书，传载着一个少年与之遭遇的喜悦、感动，还有忧伤。

2012. 5. 31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