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洛阳伽蓝记》是北魏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十余年后，抚军司马杨衒之重游洛阳，追记劫前城郊佛寺之盛，感慨历史变迁的一部记叙性作品。其内容以记录洛阳佛教寺庙为主，同时它又记叙了当时许多政治事件、重要人物、风俗地理、传闻故事等，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历史风貌，还原了历史事实，对正史中记载的不足具有补益之功，是我国南北朝时期一部优秀的历史地理名著，又具有极大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后世将《洛阳伽蓝记》与《水经注》、《颜氏家训》并称为我国北朝时期的三部杰作！

《洛阳伽蓝记》全书共分为五卷，首先为序城门表，其次以城内为始，次及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各为一卷，由近而远，介绍详备，轮廓鲜明，俨然一体。其文体结构是一寺一条，这使得原著条理明晰，读者读后了然。《洛阳伽蓝记》以地志为经，史事为纬，正文简要，注笔详密，行文流畅，寓意深刻。“言时事，每杂以怪诞，发规谏，则显示神明，旁征博况”，可以说是将思想和观点巧妙地融合于历史性的记载和文学性的描述中去，引人入胜，发人思考。

关于《洛阳伽蓝记》一书的创作主旨：

作者杨衒之自己在《洛阳伽蓝记》自序中说道：“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始知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即有感于朝代更替、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担心自己身所亲历，后世不传，特撰此文，以为记证。这可以说是作者写作此书的出发点。清人吴若准在《洛阳伽蓝记集证・序》中也对此作了概括：“慨念故都，伤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另有观点认为杨衒之是借作此书而针砭时事。唐释道宣《广弘明集》中言道：“衒之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洛阳伽蓝记前言表达了对封建统治阶级奢靡生活和腐朽统治的一种抨击。还有观点认为杨衒之是通过此书表达了他反对佛教的主张。《广弘明集》卷六《叙历代王臣滞惑解》记载杨衒之“后上书述释教虚诞，有为徒费，无执戈以卫国，有饥寒于色养，逃役之流，仆隶之类，避苦就乐，非修道者。又佛言有为虚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违虚其罪。又云读佛经者，尊同帝王，写佛画师，全无恭敬。请沙门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国史。行多浮险者，乞立严敕，知其真伪。然后佛法可遵，师徒无滥，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可以看出，杨衒之确实明确对僧徒的泛滥进行了斥责，他强调对佛应当尽心恭敬，呼吁恪守佛法教义，体现了其对重振佛教辉煌的殷切期许。

关于《洛阳伽蓝记》的问题研究：

自20世纪以来，主要集中在作者身世、文本笺注、文体特征、史学价值、人文地理以及文学成就等方面，成果颇丰。其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49年以前的近五十年，主要重在校勘、注释和考证。如早期吴若准的《集证》本，1915年唐晏所撰写的《洛阳伽蓝记钩沉》等。民国初，1930年张宗祥综合各家的《洛阳伽蓝记合校》，1937年，周延年所撰写的《洛阳伽蓝记注》，其后屠敬山撰写的《洛阳伽蓝记》注及校勘记各五卷。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最主要的是出现了几个《洛阳伽蓝记》的校注版本。如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等。第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绩显著，陆续有新的学者进行了注释和校笺。另外，大量的专业性论文得以涌现，均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对《洛阳伽蓝记》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关于《洛阳伽蓝记》作者姓氏的问题研究：

从隋唐以来的各种著作记载可知，有“阳”、“杨”、“羊”三种说法。较多集中在“阳”和“杨”的探讨上。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六《王臣滞惑篇》记载杨衒之为“北平人”，周延年先生曾作《杨衒之事实考》专文论证：“详考《北史》及《魏书》杨氏达者无北平籍，而《魏书・阳固传》：固字敬安，北平无终人。有三子。长休之，次诠，三未详。《北史》固传称有五子，长子休之传云：弟之，次俊之，与衒之名字排行次第相符。休之且长文学，为史官，有声当时，则北平之阳氏以文章传家，已可概见。衒之若果为阳姓，其为休之之弟及族昆弟，必无疑矣。”由此推论杨衒之可能是姓“阳”。另外，《广弘明集》、《新唐书・艺文志》、元修《河南志》等也著录作“阳”。学者郑骞、黄公渚、周祖谟、范子烨等皆力主“阳”姓。《隋书・经籍志》、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唐释道世《法苑珠林》、《旧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等则均著录为“杨”。

关于《洛阳伽蓝记》作者的仕途问题：

《洛阳伽蓝记》卷一记载永安中杨衒之担任了奉朝请，据推论应在永安二年（529）左右。永安三年，即建明元年（530）至于天平四年（537）八年间曾担任期城郡守，这在《历代三宝记》和《续高僧传》诸书中均有记载。从各本《洛阳伽蓝记》中所提“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可知，其担任抚军府司马一事毫无疑问的，且这个官职正是他写作《洛阳伽蓝记》时的职务。另，《广弘明集》中又记载了杨衒之“元魏末为秘书监”的事，由此可知，杨衒之一生曾经担任过奉朝请、期城郡守、抚军府司马和秘书监这四个官职。

关于《洛阳伽蓝记》的文注内容问题：

由于作者杨衒之在作此书时，既想要广泛地搜集史料，又想行文畅美，不为材料所妨害，所以在形式上采用了正文和文注两部分既分列又配合的编写体例。及至唐代，仍是以如此面貌存世，这在唐代刘知几的《史通・补注篇》中曾有明确记载。到了宋代，由于在传写过程中误读，导致文注淆杂，混为一体，该书的原貌也就不复可知了。此后，历代的学者们都曾试图厘清文注，恢复其本来面目。清代时即曾有学者试图手校改定。钱塘吴若准立意“重为编次，厘定纲目，依据众刻，校其异同”，其对段落进行了划分，区分正文与子注，并于道光十三年（1833）十二月编修成《集证》本，为研究《洛阳伽蓝记》的早期成果，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其对正文的界定过于精要，文注部分划分则过于繁累。后世研究者认为这种划分当与杨衒之原著出入较大，评其为“正文太简，子注过繁，其所分析与杨书旧观，相去甚远”。其后，满洲学者唐晏于文宗咸丰五年（1855）二月著《钩沉》本，在吴若准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的划分。然其正文较为繁多，叙事过于详细，而且其中有些地方出现文句颠倒，是其失误之处和硬伤所在。后世学者评论其：“眉目稍清，然亦有界线不明者，且误衒之案语为注中之注，则不免固陋矣。”民国初年，张宗祥作《合校》本，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吴若准、唐晏二人的得失，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作者的观点十分保守，态度过于谨慎，他认为不应该擅自划分体例，区分文注；并对此进行了论证，他还把《洛阳伽蓝记》与全谢山治《水经注》之举相比较，说明《洛阳伽蓝记》正文和文注区分的困难。他在《洛阳伽蓝记合校・跋》中谈论道：“盖此书子注之难分，实非《水经注》之比。《水经注》出自两人，文笔绝异；此书则自撰自注，文笔相同，一也。全氏所见《水经注》自《大典》本出，故经注混淆。其实宋刊本分经注，明刊亦然，明初且有单刊经文无注本。此书则如隐以前，未见他刊。如隐而后，注尽不分，但凭想象，一无取证，二也。”所以，在对《洛阳伽蓝记》体例问题的探究上，张宗祥先生未能作出进一步的推动。近代研究相继出现了范祥雍《校注》本、周祖谟《校释》本、徐高阮《重刊》本、周延年《注》本、杨勇《校笺》本、田素兰《校注》本等。范祥雍《校注》本所作注释十分详细完备，值得称道，但在材料取舍上，没有剪裁选择，显得有些冗长，不够明晰，这是其不足之处。周祖谟《校释》本被后世学者认为“条例较密，校注较精”，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对《洛阳伽蓝记》有改删之嫌，被认为“割裂旧文，往往不顾纹理文势之所安”，而徐高阮的《重刊》本分列正文文注，使得全文连贯可读。其分别文注，创获颇多，校释也非常精密，但缺点是“其删改古籍，自为说辞，最属武断”。借用范子烨在《评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一文中的概述：“徐本校雠甚精，创获亦多，但有妄改古籍之嫌；周本条例较密，注释详明，但有割裂旧文之弊；范本校订谨详，注释甚备，而于材料取舍，少裁剪之功。此外，周延年《注》本及田素兰《校注》本，虽有胜义，而较为简略。”总而言之，诸家所作版本皆是对《洛阳伽蓝记》研究的有力推动和深入探讨，虽各有瑕疵，但都堪称《洛阳伽蓝记》研究的宝贵财富。前文所提及的当代学者杨勇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校笺》本，其本历评前人得失，集诸家之所长，文注分明，校笺精当。尤其在正文和子注的体例问题上，杨勇的《校笺》本对《洛阳伽蓝记》进行了较为科学合理的划分。他的划分依据是：“凡言寺之由来，坊里所在，及人物名胜建置者为正文，而考订该寺所在，坊里人物之文献则为子注，时人言行，以及诡幻怪异之事，亦系于其间。”细细体会，合情合理，据此可以感受到研究者对《洛阳伽蓝记》一书的深切思考。

关于《洛阳伽蓝记》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问题：

首先，《洛阳伽蓝记》具有强烈的文学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地理类・古迹之属》云：“魏自太和十七年作都洛阳，一时笃崇佛法，刹庙甲于天下。及永熙之乱，城廓丘墟。武定五年，衒之行役洛阳，感念废兴，因捃拾旧闻，追叙古迹，以成是书……各署其新旧之名，以提纲领，体例绝为明晰。其文浓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充分褒扬了《洛阳伽蓝记》优美的文笔和较高的文学价值。

其次，《洛阳伽蓝记》虽是一本记录洛阳佛教寺庙的历史地理名著，但是其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强烈的人文关怀。我们在研读它的时候，可以从中了解和感知到许多北魏时代的人物群像、社会风貌、政治图景、宗教习俗等，因此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当代学者杨勇在校注《洛阳伽蓝记》一书的自序中言道：“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隋志入史部地理类，此后公私书志虽有列为释家者，而多以地志目之，则先贤固以此为地理之书也。”随后他认为：“然其书虽以记伽蓝为名，按其重点，实是叙录北魏之史迹。上自太和，下至永熙，四十年间，凡朝廷设施，民间风物，无不备书。”表明了该书由于对当时许多史实和人物以及风俗地理、传闻故事等记载详尽，从而愈显其价值。无怪乎其被称为“拓跋之别史”。

《洛阳伽蓝记》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可以探讨：

第一，展现了我国北魏时期的社会风貌。如北魏的“伎乐之盛”在《洛阳伽蓝记》中有充分的体现。“伎乐”是我国汉代以来源自于民间，尔后又进入宫廷的俗乐的概称，也叫做“散乐百戏”，它不仅仅指代音乐，还包括幻术、武艺、杂技等项表演，但以音乐贯穿。本书卷一“城内”记载的由刘腾所立的长秋寺，每年的四月四日，举行寺内释迦牟尼像的行像活动，由百戏演员装扮成辟邪狮子等瑞兽，导引其前，演员们会表演吞刀吐火、腾骧彩幢等幻术和杂技，且“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在说到景乐寺时，有“至于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还有皇室的舞乐场面，汝南王元悦“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各种散乐百戏的表演，使“士女观者，目乱睛迷”。城南景明寺：“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如卷三“城南”记载高阳王元雍：“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令读者可以感受到锣鼓喧天、箫管竞奏的盛大美妙场景！还介绍了当时有专门的乐人集聚之所，如卷四“城西”记载了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洛阳伽蓝记》中具体记录了徐月华、田僧超、朝云三位演奏家的事迹，第一位徐月华是高阳王元雍的乐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闻者无不动容”。第二位田僧超“善吹笳，能为《壮士歌》、《项羽吟》”，能使“听之者懦夫成勇，剑客思奋”。第三位朝云“善吹篪，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皆是各有专长，一时名家。这种对演奏家的记载都是十分珍贵的史料。

第二，展现了我国北魏时期的人物形象，其中不乏北魏庶民和妇女形象。如妇女群像中所涉及的阶层，上至太后公主，下至奴婢乐伎，各有生动形象的描述和介绍。首先，从皇室贵族开始，记载了胡太后多达近二十处，“太后临朝，阍寺专宠，宦官之家，积金满堂”。“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当时太后正号崇训，母仪天下，号父为秦太上公，母为秦太上君。为母追福，因以名焉”，表明了胡太后任用奸佞，纵容腐败，又极尽奢华，为父母追福，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事实。作者维护正统，对妇女的贞洁和聪慧进行了颂扬，对淫乱和贪婪进行了批判。如寿阳公主的刚烈贞洁，“时尔朱世隆专权，遣取公主，至洛阳，世隆逼之。公主骂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世隆怒，遂缢杀之”。卷三正觉寺记载：“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其诗曰：‘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公主代肃答谢云：‘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肃甚有愧谢之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谢诗婉转，以“丝”谐“思”，唤夫旧爱。而公主语出双关，泼辣率直，展现了其敢爱敢恨的鲜明性格。透过杨衒之的文字，我们客观地了解了北魏妇女的生活状态以及情感世界，感受到北魏妇女的才情品性和仪规德范。

第三，从《洛阳伽蓝记》中还可以看到北魏当时的寺院布局及园林景观。北魏洛阳佛教寺庙众多，其建造来源也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分为皇家建立、贵族官员建立和舍宅为寺三大类。由皇家建立的佛寺一般布局规整，雄伟壮阔，气象宏大。如永宁寺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瑶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报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以上这些都是皇家所立寺庙的代表。其次是贵族和官员所立，如龙华寺为“宿卫羽林、虎贲等所立也”，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阳王徽所立也”，融觉寺“清河文献王怿所立也”，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这些寺院也大都气势不凡，建造时往往有充足的财力物力支持。还有一种就是由民宅改建而成的寺院，与辟地新建不同，这一类为“舍宅为寺”，如“平等寺，广平武穆王怀舍宅所立”，“高阳王寺，高阳王雍之宅也”，追先寺“侍中尚书令东平王略之宅”，开善寺“京兆人韦英宅也”，舍宅为寺者也往往多是官员或者社会身份较高者，所舍宅院也大都雕梁画栋、廊庑连绵，颇有气势，但是随着此风渐盛，庶民百姓也纷纷效仿，以至于舍宅者差别也逐渐增大，所立寺庙规模较小，仅供几尊佛像，设几间僧舍者也是有的。另外，洛阳寺庙的布局分为有塔型和无塔型。有塔型寺庙起源于印度，中国北朝时期的石窟也多有中心塔窟样式。这类寺庙一般为皇家以及贵族官员所立，规格较高，如胡太后所立永宁寺“中有九层浮屠一所”，并且永宁寺塔乃是永宁寺的中心，“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另外，如世宗宣武皇帝所立景明寺“有七层浮屠一所”，胡太后所立秦太上君寺“中有五层浮屠一所”，也都是有塔型寺院的代表。无塔型寺庙布局显然是受到“舍宅为寺”行为的影响而形成的，由于佛寺是住宅改造而成，格局上只能保留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样式，厅堂厢房以及院落形式的构成，这样，佛殿便成为寺院的主体，讲堂、僧房等成为附属建筑。《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尔朱世隆改建的建中寺便是“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室。金花宝盖，遍布其中”。由此可知，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寺庙建筑布局由一塔为中心的布局结构向以佛殿为中心过渡的重要阶段。

北魏“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洛阳的寺院建筑由西晋末年的四十二处猛增至北魏末年的一千三百六十七处。受到“舍宅为寺”的影响，寺院园林建设呈现出兴盛的局面，寺院环境多草木扶疏、景色秀美。从《洛阳伽蓝记》中，有研究者总结出文中所提及的树木就有栝树、柏树、松树、柽树、椿树、枳树等，具有一定的史料研究价值。如永宁寺中“栝柏椿松”，正始寺中“青松绿柽，连枝交映”，景明寺中“松竹兰芷”，宝光寺中水池，“青松翠竹，罗生其旁”。另外，卷一“城内”之愿会寺“佛堂前生桑树一株，直上五尺，枝条横绕，柯叶傍布，形如羽盖。复高五尺，又然。凡为五重，每重叶椹各异。京师道俗，谓之神桑”。既详细描绘了愿会寺桑树的高大奇特，又客观反映了北方地区种植桑树的实际情况。《洛阳伽蓝记》中还常常提到果树的种植，史书中记载“京师寺皆种杂果”、“伽蓝之内，花果蔚茂”，这一点，在《洛阳伽蓝记》的文字记载中都可以得到佐证。如景林寺“寺西有园，多饶奇果”，灵应寺“时园中果菜丰蔚，林木扶疏”，白马寺“浮图前荼林蒲萄异于余处，枝叶繁衍，子实甚大。荼林实重七斤，蒲萄实伟于枣，味并殊美，冠于中京。帝至熟时，常诣取之。或复赐宫人，宫人得之，转饷亲戚，以为奇味。得者不敢辄食，乃历数家。京师语曰：‘白马甜榴，一实值牛’”。园林中种植的花草，根据《洛阳伽蓝记》的记载，有竹子、香草、合欢、鸡头鸭脚之草、兰、菊、萍等。如瑶光寺“珍木香草，不可胜言。牛筋狗骨之木，鸡头鸭脚之草，亦悉备焉”。景林寺“芳杜匝阶”，高阳王寺“其竹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大觉寺“兰开紫叶，秋霜降草，则菊吐黄花”，法云寺“伽蓝之内，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总而言之，根据这些记载，可以了解到洛阳寺院的环境，都是遍植花草树木，可居可游，十分考究，并且处处弥漫着奢华的宫廷园林氛围。

以上是对《洛阳伽蓝记》研究成果的简单梳理和总结，由此可见《洛阳伽蓝记》巨大的文学、文化、思想和历史价值，相信对《洛阳伽蓝记》的研究还会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必将涌现更多和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本书的译注主要参考范祥雍、周祖谟、杨勇三位先生的成果，注释结合诸家，加以整合，力图做到完备全面。在梳理过程中，每每感叹于前人学术研究谨严认真的态度，校笺注疏，触类旁通，皓首穷经，不辞辛劳，令人感佩！译文在诸家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注释和解读，有一定的心得，阐发了一些新意，微妙处有不同于几位前辈研究的地方，形成文字，求教于大方之家。整个历史背景以及文字串联方面，前言的论述以及具体译注时，参考了大量今人的学术研究，他们的论文都是从自己各自不同的学术背景、学术角度对《洛阳伽蓝记》的具体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对我们的译注工作大有裨益，如曹道衡《关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王建国《20世纪以来〈洛阳伽蓝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曹虹《〈洛阳伽蓝记〉新探》、方宜《〈洛阳伽蓝记〉之佛教观探微》、吉联抗《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伎乐之盛”》、孟光全《〈洛阳伽蓝记〉中的庶民群像》、王柳芳《〈洛阳伽蓝记〉中的女性形象论析》、薛瑞泽《读〈洛阳伽蓝记〉论北魏洛阳的寺院园林》、陈昊霞《由〈洛阳伽蓝记〉谈北魏寺庙布局特点》等。限于篇幅，在此仅稍作列举，难免挂一漏万，谨对所有参考的研究成果及作者致以谢意。本书的写作在注释和译文方面分别得到了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研究生杨诚同学、王铮同学的协助，在题解方面得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杨剑霄同学的协助，费心费力颇多，在此谨向上述师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辛卯年秋尚荣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