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这个讲台上确实站立过很多大腕级的老师，所以我觉得压力比较大，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是勉为其难了。特别是今天要讲的题目：医学发展中的人文素质与科学精神，这个题目也比较大。虽然来之前，我做了一些准备，但是可能不能够满足同学们对医学、对医学领域的认知需求，我只能说尽我的力量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我们在座的很多都不是医学生，学的也不是医学专业；而我已经从医将近30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中确实也经历了很多事。那么医学对我们两者而言就不同了，可能对大家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比较新鲜的问题。

提到医学人们就会想到病，就想到了打针吃药；而想到我们医院就想到了癌症，想到了癌症就想到了死亡，所以这个“医学”给人印象是非常可怕的。SARS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医学的无奈：在面对SARS的时候，所有的中国人都带上口罩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病毒还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所以尽管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还只能去防御它，怎么防御呢？SARS一旦出现在哪里，就把那个地方给包围住——这种处置措施在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而我们除了进行物理隔离别无办法。

所以我觉得虽然现在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是实际上也是很无奈的、也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医学人文的落后，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往往大家到医院来看病，为什么对医生不满意？这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对医学的不满意，是对从事医学工作的这些人缺乏人文素质的不满意。所以我觉得医学的发展，不应该是仅有科学精神就够，也应该有人文素质。那么医学的概念是什么呢？汉语辞典说“医学是以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为严谨内容的一种科学”，这个定义提出医学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那么什么叫“以人为本”？现在讲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那么以人为本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关爱生命，关注健康，减少疾病！

现在老百姓说看病难、看病贵，温家宝总理在人大会上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不能不思考：我们的医学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现在医学的发展是不是让每一个医生都理解了什么叫“以人为本”？对不是学医的人来说，可能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容易理解——追溯医学的发展历史，医学的人进程文实际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就是说我们上学的时候，甚至于我们的前辈（因为我自己我父母都是当医生的，所以我比较了解），他们当医生的时候，医生看病只是看病人身体有什么病。你来了，什么病给你吃什么药，打什么针；但是不去关心你因为生病产生的一系列心理上的问题，但是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跟这个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的医学要求一个医生既要看你身上的病，又要解决你的心理上的问题，所以实际上对医生的要求是很高的。医学本身也有很多的二重性，它要符合自然的规律和法则，同时又要符合人文的规律和原则，比如说伦理学的问题。说到伦理学，就比如说器官移植，大家都知道器官移植，但你看国际上最早的有关器官移植的书，它就讲器官移植是来源于中国的——它说在中国，几千年前有一个医生叫扁鹊，他有一次给人看病，发现这个人的肝上长了一个东西，他就给他打了点迷魂药然后把他的肝拿走，再把另一个肝给他换上去了，这在国外教科书里边讲就是肝移植。器官移植最早是出现在中国的，虽然在西方器官移植的发展非常快，而我们国家器官移植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很多条件的限制。大概是20多年前，我曾经去法国学习，当时我已经是一个住院医师了，也已经是主治医师了，在法国我印象最深的、最受不了的一件事情就是参与的一例器官移植手术。当时我到医院以后，因为我可以做外科医生，就跟他们一起去工作。有一天我的上级大夫就跟我说“你跟我去一趟”，当时我就问去哪里？他说你就跟着我走吧。我就跟着他去了，我们那时候医院有一种很快的像救护车一样的交通工具，我就跟着出车了。我以为可能是哪个现场出事了让我们去，但是他直接拉我们到飞机场，然后就上了一个小飞机——这个小飞机只有30个人的坐，我觉得很恐怖，我上去的时候就已经有7个人。坐好之后他就说我们去取器官，后来我就跟他去了，我想反正我也跟他去了，也就不怕了。下了飞机有一个车接我们，直接把我们送到了一家医院的手术室；我跟大家换完衣服到手术室就看到一个病人躺在那：还在麻醉、脑袋上裹的全是纱布，就像一台手术。后来我就发现病人的心脏还有跳动，我就问说这个病人怎么了？他说这个病人出了车祸，他实际上已经就brain dead就是已经脑死亡了。脑死亡了以后，按照法国的法律就可以把器官贡献出来，给急需器官的人——他在生前已经签过器官移植的协议了。后来我们就开始进行器官“采集”，因为心脏是最不耐缺血的，所以要先把心脏拿走，就先来一帮心脏外科的医生，把心脏拿走，把血管都重放好；我们这边有一个是胸科的人，等他们胸科人的把这个心脏都拿走了以后就该我们了，我们就把这个肝脏拿走了；等我们肝脏拿走了以后，麻醉师就走了，心脏也不跳动了，然后就是肾脏，它是耐缺血时间最长的，所以肾脏外科的医生是最后来取器官的；最后再来一个护士把病人的肚子缝上，这个人就牺牲了。

当时这种情况让我感觉特别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孩子20多岁（那个时候我也20多岁），那么年轻，怎么就死了？后来器官移植都做完了后我就特意去看看，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看就发现他非常年轻，他是骑着摩托车，可能是出了车祸了。按照法国的法律，他就是一个器官移植的供体，他们的亲属们就是在外边等着，等做完这个以后，他等于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他最后的贡献，这其实是很高尚的一种行为，家属就把他领走了去处理后事。家属认为器官给了别人，是牺牲者生命的延续，是最有意义的。

这件事情给我影响很深，现在医学发展中伦理学的问题，中国人在观念上是很难接受的。比如说我们医院曾有一个少数民族的病人需要截肢，但是截掉了以后他要留着“这个肢”，到他最终死亡的时候，他还要带着这个肢，比如说一起埋掉，为什么？他要求生命的完整性。人走的时候应该和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是完整的。只有这样生命的过程才完整。所以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对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我也感觉到在法国这种高度文明的社会，现代医学的发展确实使得人们的观念非常超前。中国人从感情上说是接受不了的，而当时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也是非常少的。实际上因为很多的社会原因，中国的器官移植一直受到了来自伦理学、器官供体等因素的限制。当时我就感觉到：人文精神的差别、观念上的差别，使得中国医学发展受到限制，所以当时我们的器官移植做的非常少。

我在法国学的是异种移植，异种移植是用动物的器官移植给人，我们当时做的是猩猩、狒狒。把狒狒的肾脏拿出来，用牛血去灌注；灌注完之后，如果肾脏能够保持功能，就可以作为体外的一个model，就是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叫xenoplastic transplantation，就是说我们做的是一种异种移植，就是将一种动物的组织移植到另一个种动物体内。我当时就很天真地想，如果这个器官能够做成的话，中国的器官移植会有非常大的发展，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器官太短缺了。

你看现在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车，也经常发生交通事故，但是中国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很少有人会把器官捐献出来。大家知道北京有个医院曾经有一件事情轰动了全国，当时有一个医生在病人去世后，悄悄地把这个人的眼结膜、角膜拿出来，移植给了另一个人。当时就引起了社会非常大的争论，而且这是一种伦理学的争论。就是说这医生的医德到底怎么样？这医生怎么能没有经过同意就把眼角膜移植给另一个人呢？好在这个医生并不是为了获利，一分钱都没有拿，他是想让这个人的器官能够为另一个活者所用。但是他这种方法在很多年前就实施，那会儿确实是有点不太合适，不过他的主观出发点是好的，他为了那个人能够重见光明，他确实是受到了所谓道德的谴责。后来有一个病人就从云南专门赶到北京，到电视台去说“我也是个病人，我是一个接受角膜移植的病人”，他说他认为这个医生的医德是好的，大家不应该去谴责他，后来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由此可见，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对人们的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对现代医学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医学的发展有很多局限性，医学的科学本身就有局限性；而且医学本身也可能带来灾难，医学的伦理学会带来一些困惑等。比如说癌症，我们都知道癌症，癌症是什么？癌症就是一个肿瘤，是身体当中的一些细胞；正常的时候它可以每天交替地生长死亡，但是如果它失去控制，它就长得越来越大；然后它就会到全身去转移，这就是癌症了。随着我们国家对癌症研究的发展，现在人们在对癌症的认识和治疗上都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也应该承认，目前针对很多的癌症的治疗效果并不好。还比如说面对SARS，我们束手无策。SARS是什么？SARS就是一种病毒，既然它是一种病毒，那为什么我们人类就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对抗这个病毒，在病毒面前就毫无办法呢？因为现在科学发展就是有这样一个局限性。

大家记不记得很久以前有一个电影叫《卡桑德拉大桥》？男女主角分别由巴特•兰卡斯特和索菲亚•罗兰扮演（她非常有名，当时是风靡世界的著名女演员）。这个《卡桑搭拉大桥》讲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当时在它的总部日内瓦研究病毒，但是因为有人不慎把这个病毒给带出来了；这个病毒就是鼠疫病毒，鼠疫病毒是一种传染病病毒。传染病有几种，一类传染病就是鼠疫，它一旦流行的话，整个村子的人或者更大区域的人都会被传染，这是非常恐怖的；因为鼠疫一旦流行的话，得了鼠疫的人就是一个传染源。那么现代医学它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我给你打一针就好了，它没办法；没办法怎么办？就切断传染源；那怎么办？就把传染源给隔离了，也就是把跟它有接触的人都隔离起来。所以在电影中就把这辆火车给封了，因为这个人就在火车上。当时这个火车就停在了卡桑德拉大桥上，政府的意思是干脆把这个车扔掉或炸掉，那么病毒也就全都被消灭了。但是当时他们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人，也有医生，他们最后就发现了一种抗体，最后拿这个抗体抵制病毒的肆虐、把这个病给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