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中国禅学之发展

本校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二月邀请北大文学院长胡适之先生来校作学术讲演，讲演题为《中国禅学的发展》。讲演计分四次：(一)《印度禅》，(二)《中国禅宗的起来》，(三)《中国禅宗的发展和演变》，(四)《中国禅学的方法》。首次讲演时，本校文学院长黎锦熙先生曾作简单之介绍词，大致谓：“今天本校举行第五次学术讲演，请胡适之先生来讲这《中国禅学的发展》。胡先生大家都知道，用不着我来介绍。今天所讲的题目，为《印度禅学》，此题不但与哲学和宗教有关，对于中国文化史和社会研究都有关系。胡先生前几年在欧洲得到很多关于佛教的新材料，像巴黎图书馆、伦敦博物馆所藏的敦煌石室写本中，对于中国的禅学都有新的发现；胡先生还有新的批判。希望同学们注意！”按，胡先生讲演，原分四次，惟首次讲演，实包含导言和印度禅两部分。兹为清醒眉目计，吾将胡先生全部讲演词，分为五项，汇志于下。

导言

黎先生，各位同学！今天兄弟是来还债。以前李校长和黎先生同我说了多次，叫我来讲演，我因为功课忙，时间不容许，虽然答应了，终没有办到，所以欠下这债来。到了这学期，定要我来讲四次，除了一次是原本，其余三次，好像是加了三倍利息似的，所以这一回，我可以说是受到黎先生的重利盘剥了！

关于这回所讲的问题，预备分作四次讲，因为问题所包，很不简单，分作三四次讲，或者比较详细或有趣味一点。

《中国禅学之发展》这个题目，中国从来没有人很清楚地研究过。日本有许多关于禅学的书，最重要的，要推忽滑谷快天所著的《中国禅学史》，因为就材料而言，在东方堪称为最完备、最详细的。这书前几年才出版。

凡是在中国或日本研究禅学，无论是信仰禅宗，或是信仰整个的佛教，对于禅学，大都用一种新的宗教态度去研究。只是相信，毫不怀疑，这是第一个缺点。其次则缺乏历史的眼光，以为研究禅学，不要注意它的历史，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就是材料问题。禅宗本是佛教一小宗，后来附庸蔚为大国，竟替代了中国整个佛教，不时髦的竟变成了时髦的。不过中国现在所有关于禅宗的材料，大都是宋代以后的；其实禅宗最发达的时代，都当西元7世纪之末到11世纪--约从唐武则天到北宋将亡的时候，这400年中间，材料最重要，可是也最难找；正统派的人，竟往往拿他们的眼光来擅改禅学的历史。我十几年前研究禅宗，只能得到宋以后的材料，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很难得到。我想：想得到唐以前的材料，只有两种方法：(一)从日本庙寺中去找，因为日本还保存着一部分唐代禅学。(二)从敦煌石室写本中去找，因为三十年前所发现的敦煌石室里，有自晋到北宋佛教最盛时代的佛经古写本。现在这些古写本，世界上有三个地方保存着：一部分在北平图书馆，一部分在巴黎图书馆，一部分在伦敦图书馆。在北平图书馆的，都是不重要的东西，是人家不要的东西；重要的东西，还是在伦敦和巴黎两处。从前的人，对于材料的收集，都不注意，这是第三个缺点。

我研究禅宗，不能说完全没有上述的缺点；不过民国十五年(1926)我到巴黎，即存心搜集材料，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从晋到北宋这一部分材料，都曾经找到，非日本与中国图书馆所能及。回国后七八年，我所找到的材料，只有一部分整理出版。当时日本人很注意研究禅学的，对于搜集材料方面，也走上这条道路。近几年来，日本也发现许多材料。所以现在研究禅宗，比较便利多了。

这个禅宗的问题，我也曾在北大及燕大讲过，不过都不是有系统的演讲。将中国禅学的发展，作有系统的整个的演讲，此还是第一次。

从前许多大师，对于禅宗的材料，都爱做假。所以经我揭穿之后，有许多人不高兴。不过我不是宗教家，我只能拿历史的眼光，用研究学术的态度，来讲老实话。

关于这个总题目--《中国禅学之发展》，我分作四次讲：

(一)印度禅；(二)中国禅宗的起来；(三)中国禅宗的发展和演变；(四)中国禅学的方法。现在先说印度禅。

一、印度禅

我何以讲印度禅呢？禅学来自印度，虽然中国禅学与印度不同，不过要懂得中国禅，须知印度禅。所以先讲印度禅，做一个引论。

关于研究印度禅的书籍，有以前香港大学校长SirCharlesEliot所著的HinduismandBuddlism(Vo1.IP.302-324)，但是不幸书还没有完成，他就死了。至中国方面，我几年前有一篇文章，即《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收在：《胡适文存三集》中(P423-448)。

在禅宗未起以前，印度便有“瑜伽”，梵文为yoga。此字是印度文与日耳曼文的混合语，在英文中，为牛轭，引伸起来，是管束的意思。即如何才能管束我们的心，训练我们的心，使心完全向某一方面走，而能于身体上，精神上和知识上发生好的结果。

在印度未有佛教以前，即2500年前，已有许多人做这种“瑜伽”。释迦牟尼想到名山去学道的时候，遣人出外导道者二人，即为瑜伽师。古代“瑜伽”的方法，在印度很流行，佛家苦修，即用“瑜伽”的方法。后来佛教走上新的道路--智的道路，于是“瑜伽”遂变成了佛教的一部分。但无论任何修行的人，都免不了“瑜伽”的方法。后来佛家给以名字，便是“禅”。

“禅”字起源很早，在小乘大乘以及各种小说里，都有“禅”字。记得小的时候，看《水浒》，看见花和尚鲁智深打了一根八十二斤的禅杖，禅读作单，后来才知道是读错了，其实并没有错。因为禅字的原文，是Dhyana，音近单。(按：“禅”纽字古音多读入“定”纽。)

佛教有三大法门：(一)“戒”，(二)“定”，(三)“慧”。“戒”是守戒，最低限度为十戒(按，根本五戒，沙弥加五为十戒)，后又有和尚戒(比丘僧具足二百五十戒)，尼姑戒(三百五十戒)，居士戒(即菩萨戒，重十，轻四十八)等。从戒生律，于是成为律宗。所谓“定”，就是禅，也就是古代“瑜伽”传下来的方法，使我们必能定住，不向外跑。第三部分为“慧”，所讲“慧”，就是了解，用知识的了解，帮助我们去定。从表面上看，禅在第二，其实不然，禅实在能包括定慧两部分。如果说禅是打坐，那禅很浅，用不着多说。因为要用慧来帮助定，定来帮助慧，所以有人合称慧定。在中国禅宗，慧包括定，慧的成分多，并且还包括戒，在印度，则定包括慧，定的成分多。

现在讲印度禅，先讲方法，后讲目的。

安般法门

关于印度禅的方法，计有五种：第一个法门最浅显，便是“调息”，佛书中叫做“安般”法门，“安”(aga)是“人息”，“般”(Pana)是“出息”。“安般”的意思，就是用一定的方式--手和脚都有一定的方式，如盘膝打坐，使人坐着舒服，以调和呼吸。这种调息的方法，又可分为四项：(一)“数”，就是从-到十地来回地数着自己的呼吸，以避免四围环境的扰乱，使心能够专一。(二)“随”，便是心随鼻息跑，所谓“念与息俱”，使心不乱。(三)“止”，就是看鼻息停止在什么地方，中国道家向有所谓“祖息丹田”，即此。(四)“观”，就是客观一点，把自己的元神提出来，看看自己到底怎样。比方牛在吃草，牧童却站在旁边看；又好像一个人站在门口，对于过路的人，某是张先生，某是李小姐，都能认识。总括一句，以上都是安般法门，共方法有“数”、“随”、“止”、“观”。

如果一天到晚老是打坐，容易出乱子。譬如在打坐的时候，忽然想到某人欠我的债，或恋爱的事情，或可恶的人与可恶的事，心更不定了，在这个时候，非数息所能为力，所以还要旁的方法来帮助，即靠慧--智识--来帮助。

第二个法门，叫做“不净观”，所谓“不净观”，就是用智慧想到一切都不干净。譬如当我们想到某某漂亮的小姐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她身上如何的不洁净，鼻子里都是鼻涕，嘴里都是唾沫，肚子里都是腥血不洁之物；并且到她死后，桃色的脸庞也瘦成白皮夹腮了，乌云般的头发也干枯了，水汪汪的眼睛也陷落了；到了尸体烂了之后，更是怎样的腐臭，怎样的变成骷髅。如此，我们也就不想她了。漂亮的小姐、金钱、地位，都是如是观，自然都会消除净尽。

第三个法门，叫做“慈心观”。所谓“慈心观”，便是训练你自己，不但要爱朋友，还要爱仇敌；不但爱人，还要爱一切物。如当不安定的时候--生气的时候，一作“慈心观”，便会不生气了。但有时还不能制止，所以又有第四种方法。

第四个法门，就是“思维观”，就是凭我们理智的了解力，来解决一切。常言道：“无常一到，万事皆休”，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任何物件，都是不能永久存在的；人不过是90几种元素所凑成，将来也要还为元素的。比方有人骂我是反动派，反革命，走狗，当我们听到，自然很生气，非要和他拼命不可。要是拿我们的思维力来一分析，骂到底是什么呢？不过是由空气传来的一种音浪，对于音浪，何必生气？至于骂我的人呢？依着化学的分析，也不过是几分之几的氢气氧气……等等的化合物；而被骂的我呢？也是和骂我的人一样，几种元素的化合物而已，等到死后，大家都物还原所。如此，则所有骂詈，不过是一种气体的流动，两个机关打无线电而已，有什么了不得？到此地步，就无人无我，四大皆空了。

以上均就智识略高的人说，至于智识太低的人，怎么办呢？

就有一种“念佛法”，即第五法门。

所谓念佛法，就是想到佛三十二种庄严相。“念”便是“想”，后来又念出声来，变成“念书”的“念”，从心中想到口头上念。

从最低的数息，到最高的无常哲学，都是方法；一大部分属于慧。用慧补助定，用定帮助会，便是“瑜伽”。

上述五种方法，都是禅学的方法。现在讲印度禅的目的，即禅学的境界。此种境界，由各人自己去认识，其实都不一样；至于印度禅的究竟，谁也没有做到。

四禅定与四念处

记得清初有一个大学者颜习斋(元)，他是保定府人，最初当蒙馆先生，学做圣人。他有一篇《柳下坐记》，叙述他自己在柳下打坐的情形。300年前的圣人，在保定府打坐，到底到了什么境界呢？他说，在一个夏天，他坐在柳树之下，看着那柳叶，直变成了美丽的绿罗，太阳光从绿罗似的柳叶透过来，都成了一颗一颗的珍珠；他听到苍蝇嗡嗡的声音，就好像听到尧舜时代所奏的九韶之乐一样。像他这样，可算到了他自己的理想境界，却是到不了印度禅的究竟境界。

印度禅的境界，到底怎样呢？计算起来，略有几种：

第一是“四禅”，也叫做“四禅定”；即最初用种种法门帮助你消除种种烦恼欲念，到无忧无欲的境界，便是初禅；但初禅还有思想，还要用脑；再把一切觉观都除去，自然得到一种欢喜(joy)，便是第二禅。但第二禅还有欢喜，连欢喜也不要，只有一种心平气和，舒舒服服的“乐”的境界，便是第三禅；到了舒舒服服的乐都没有了，即得“不动处”，只是一种“调”，即安稳调适，便到第四禅。

第一禅还用思想，第二禅还要高兴，第三禅还觉舒服，第四禅则只有调和，要如何便如何，驾驭我们的心，好像马师之御良马，随所指挥，无不调适。

四禅之外，还有四种境界，即“四念处”。此四处：

(一)为“空无边”，就是想到空处。如眼是空的，鼻是空的，一一的想，想到只有空，譬如藕，只想其孔，越想越大，全不见白的藕了。想到全世界，也作如是观。

(二)为“识无边”。“空无边”还有想，便是一种印象；想到未了，不但是空，连这空的印象都没有了，便到“识无边”处。

(三)是“无所有”，一切皆无所有了。

(四)是“非想非非想。”既到“无所有”处，你也没有了，我也没有了，连想都没有了，连“没有想”也没有了，此名为“非想非非想”处。常言说，“想入非非”，不是想，也不是非想，此理难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四禅是一种说法，四念处又是一种说法，并不是先经四禅，而后到四念处。

五神通

所谓四禅和四念处，都是解放人的心灵，以便得到神通。神通计有五种，合称“五神通”。所谓“五神通”：

(一)天耳通--就是顺风耳。比方在南京开的五中全会，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听到，可不是用无线电。

(二)天眼通--就是千里眼。上观三十三天，下观一十八层地狱，一切都可看见。想到那里就看到那里。

(三)如意通--就是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好像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一样。

(四)他心通--就是他人心里所想的，都可以知道。

(五)宿命通--不但知道现在和未来，而且知道过去无量劫前生的事。

总起来说，印度的禅，不过如此。此是粗浅的说法。从数息到空无边处，都是“入定”，都是用一种催眠方法，达到“入定”。

定-慧

再讲两个故事。

印度相传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在西历纪元3世纪(晋朝)，即已有人译成中文。这个故事的目的，在教人专心致志做一件事情。故事是这样的：

某时代，有一个国王，想找一个宰相，后来找到一个可以当宰相的人。先说要杀他，经人解说，于是要他用一个盘子，盛上满盘子油，从东城捧到西城，不准滴出一滴，否则即杀头。这个条件，很不容易做到。他走到路上，有他的父母妻子哭他，他没有看见。有顶美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看的人不知有多少，他没有看见。后来忽然又来了一个疯象，吓得满街的人，乱跑乱跳，可是他一心一意在盘子上，仍然没有看见。不久又遇到皇宫失火，一时救火抢火，闹得纷乱不堪，并且在殿梁上的一窠蜂子，被火烧出，到处飞着螫人，这人虽然被螫了几下，可是始终没有感觉到，仍然专心致志地捧着油盘往前走。最后，他竟达到了目的地，一滴油也没有滴下来，于是国王便拜他做宰相，以为一个人做事，能够这样专心，便是喜马拉雅山，也可以平下来，何况其他？

在11世纪时，中国的法演和尚，也曾经讲了一个故事。其目的在教人自己找办法。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个大庙，叫五祖寺，寺中有一个和尚，人问他禅是什么，他说：“有两个贼，一个老贼，一个小贼。老贼年纪老了，于是一天他的儿子问他：‘爸爸！您老了，告诉我找饭吃的方法吧！’老贼不好推却，便答应了，一到晚上，老贼就把小贼带到一富人家，挖了一个洞，进到屋里。用百宝囊里的钥匙，将一个大柜子的锁开开，打开柜门，叫他儿子进到里边。等他儿子进去了之后，他又把柜子锁了，并且大喊：‘有贼了！有贼了！’他便走了。富人家听说有贼，赶急起来搜查，搜查结果，东西没丢，贼也没有看见，仍然睡去。这时锁在柜子里的小贼，不晓得他父亲什么用意，只想怎样才能逃出去，于是就学老鼠咬衣裳的声音，一会儿，里边的太大听到，就叫丫环掌灯来看衣服。刚一开柜了，这小贼一跃而出，一掌把丫环打倒，把灯吹灭，竟逃走了。富人家发觉后，又派人直追。追到河边，这小贼情急智生，把一块大石头，抛在河里，自己绕着道儿回去了。到得家里，看见他父亲正在喝酒，就埋怨他父亲为什么把他锁在柜子里。他父亲只问他怎样出来的。他把经过说了之后，老贼便捻髯微笑道：‘你以后不愁没有饭吃了！’像这小贼能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便是禅了。”

上面两个故事，一个是印度的，一个是中国的。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印度禅与中国禅的区别。因为印度禅是要专心，不受外界任何影响；中国禅是要运用智慧，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打破障碍，超脱一切。印度禅重在“定”；中国禅重在“慧”。

二、中国禅宗的起来

往往一个故事，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从前有一个裁缝，辛辛苦苦地省下钱来，送他儿子念书，他自己仍旧做工。有一次，儿子寄信回家要钱，裁缝不认识字，请隔壁一个杀猪的看信。那个屠户也只认得几个字。便念道：“爸爸，要钱，赶快拿钱来！”裁缝听了很生气，以为儿子从小学念到中学，从中学念到大学，还不知道一点儿礼貌。后来有一位牧师来了，问裁缝为甚生气。裁缝把原委告诉他，牧师说：“拿信给我看看！”牧师看了信，便说道：“你错了！这信上明明写着：‘父亲大人膝下：我知大人辛苦，老是不敢多用钱。不过近来有几种必不可少的书籍和物件要买，我的鞋子也破了，我的袜子也穿了，希望大人能寄给我半镑钱，我很感激，倘若能寄一镑的话，那更感激不尽！”裁缝听了，很高兴，并且问牧师说道：“信上真的是这样写的吗？如果是这样，我立刻就寄两镑钱去。”这便是一个故事的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杀猪的说法，一种是牧师的说法。

现在讲中国禅宗的起来，也有两种说法：

(一)旧说，也可以说是杀猪的说法。相传灵山会上，释迦拈花，只有迦叶微笑，于是释迦将“正眼法藏”传给大迦叶。从大迦叶以后，一代传一代，传到二十八代，便是菩提达摩。达摩在梁武帝时(西元520或526年)到广东。从广东到金陵(南京)，见过梁武帝，因为武帝不懂“正眼法藏”，于是达摩渡江而去，并且有“一苇渡江”的传说。渡江后，至北魏，住河南嵩山，面壁九年。当时他有两个弟子，一个叫慧可，达摩很赏识他，于是将法传与他。从达摩起，为东土的第一代，慧可为第二代，再传僧璨为第三代，道信为第四代，至第五代为弘忍。五祖弘忍在湖北黄梅县修行，他门下有两大弟子：一个有学问，叫做神秀；一个没有学问，是广东人，叫做慧能。当时一般门徒，以为传老师衣钵的，一定是班长神秀，对于外来的广东佬，很瞧不起，只叫他做劈柴挑水的工作。一天，弘忍欲传法，召集门徒，令各作一偈，谁作得好，便传衣钵。当时大家都毫无疑问地以为是班长，但神秀也不敢直接交卷，只题一偈于墙上，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五祖看了，觉的也还不错，以为一个人能够这样修行，也可以。当时交白卷的门徒，个个都把神秀所做的偈，念来念去，被厨房里的慧能听见了，也做一偈，请人题在壁上。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看见了，说：“不行！”用鞋将偈擦去。但到半夜，五祖竟亲至厨房，将法传与慧能，令他即速逃走，躲过几年，方可传道。

慧能走了之后，大家知道五祖已将法传与广东佬慧能，都很惊讶，就去追他，不过追不到了。

慧能到了广东，躲了许多年，才公然传道。但那时神秀已在北方自称六祖了。慧能只能在南方传道，正好像孙中山先生当时只能在广东一带宣传国民革命一样。

慧能后有二大弟子：一为怀让，一为行思。怀让后又传马祖(道一)，行思后又传石头(希迁)。马祖石头以后，宗派更多，总之，从如来拈花，到南能北秀，南派五宗，这是旧说。

(二)新说：也可以说是牧师的说法。所谓牧师的说法，以为前二十八祖的传说、拈花微笑的故事，都是假的，这些考证，说来很长，我只讲一点儿。

二十八祖之前二十三祖，还有一点根据，因见于《付法藏因缘传》，(按：此书六卷，元魏吉迦夜等译。)这书乃是叙说印度北方罽宾国一个学派的传授，和禅宗并没什么关系。而且印度人对于历史很不重视；印度向来没有历史，所以印度人向来没有历史的眼光，缺乏时代的观念，后来西洋人用希腊的材料(如亚力山大东征等事)，和中国的材料，才勉强凑成一部印度史。因此，《付法传藏》所说的，也不见得可靠。即就该书记载而言，到了二十三代师子和尚，因为国王反对佛教，他被国王杀了，罽宾国的佛法在那时也就绝了，后来讲佛法传授的，因为讲不过去，不得不捏造几代，以便传到达摩；当中加了四代，至达摩便是二十八代。此二十八代，就有两种说法，现在所传的与从前的不同。我上次说过：保存古代禅学史的，一为唐代敦煌的材料，一为日本的材料。从上面两种材料，足以证明现在所传的二十八代，始于北宋杭州契嵩和尚的伪造，(按：契嵩始作《传法正宗定祖图》，定西天之廿八祖，谓《付法藏传》可焚云)即将原有之二十四五七代改易，将二十六代升上去，并捏造两代。此种说法，曾经宋明宗明令规定(按，嘉祐七年，1062，奉旨把《定祖图》收入藏经内)，从《传灯录》一直传到现在。

由此可见佛家连老祖宗都可以作假！

中国禅学的萌芽

我们现在拿敦煌本一看，还可以看出当时禅宗争法统的激烈。大家都知道中国只有六代，至于印度，究竟有多少代呢？有的说八代，但释迦与孔子同时，到梁武帝时约千余年，八代总不够吧？于是有二十八代说。但师子杀头了，于是有二十三代说，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代说，甚且有五十一代说。优胜劣败，折衷起来，于是采取二十八代说。

关于二十八代说法的变迁，既有敦煌的本子及日本的材料可证，我曾在《记北宋本六祖坛经》那篇文章里(《国立山东大学文史丛刊》第一期)，列了一个关于二十八代传法世系的传说异同对照表，可以参看。

如上所说，佛家对于老祖宗都可以作假，其他自可想而知。常言以为达摩未来中国以前，中国没有禅学，也是错误。关于古代禅宗的历史，有两部可靠的书。一是梁慧皎作的《高僧传》(止于公元519年)，一为唐道宣作的《续高僧传》(《自序》说：“始距梁之始运，终唐贞观十有九年”，即止于645年)。在慧皎著书的时候，达摩还没有来，《传》中已有21个学禅的，可见梁代以前，即已有这些个学禅的了。至《续高僧传》中，有133个学禅的，到唐初止。这都有史可考。并且自后汉末至三国，已有许多书谈到学禅的方法，可见中国从2世纪就有了禅学的萌芽。到了晋代(2世纪的晚年)，敦煌有名安世高的，译出《道地经》，《大安般经》等书，有支曜译出的《小道地经》；3世纪的晚年(西元284年)，有竺法护又译出一本大的《修行道地经》。到了晋末，大约是404年，长安有一位大师鸠摩罗什，译出大批佛书；这是就北方说，至于南方，当410年，庐山也有一位印度和尚名佛驮跋陀罗的，翻译了一本《达摩多罗禅经》，当时慧远还请了许多印度和尚帮助他。顶好笑的，刚才我不是说过菩提达摩吗？《达摩多罗禅经》是410年就译出来的，(按：达摩多罗亦古梵僧名：有四人。)菩提达摩是于500年以后才到中国，乃后来讲禅宗传授的，竟把两个人混作一个，或称为“菩提达摩多罗”！在梵文中，菩提达摩是Bodhidharma，达摩多罗是Dharmatrata，明是两字，岂可混为一谈？总之，我们要知道在达摩以前中国就有人学禅了；说达摩未到时中国没有禅学，那完全是错误的。

佛道通气

上次说过，修了安般法门，可以得到五神通，即天耳通，天眼通，如意通，他心通，宿命通等。当这种调和呼吸，修练神通的法门盛行的时候，正是魏晋士大夫崇拜老庄，谈论虚无，梦想神仙的时候。因为佛教最高的境界，是涅盘，是四大皆空，和道家的虚无相似；又有各种方法可以学到顺风耳、千里眼种种神通，也近于神仙之术；所以佛道两教，在当时很能发生关系。3世纪时，中国最著名的和尚道安便把佛法看作“升仙之奥室”，他曾说过，从一数到十，从十数到一，无非期于“无为”和“无欲”，以得到最高的“寂”而显神通。例如他《序安般经注》上说：

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寄息故有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

既“无为”又“无欲”，便可到最高的“寂”。到“寂”以后，便神通广大：

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

后来慧皎也曾说到禅的最高境界，在得神通，仿佛与神仙相似。例如论《习禅》，他说：

禅用为显，属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结为凝酥，过石壁而无壅，擎大众而弗遗。

佛教“简化”

当3世纪到4世纪间，时人已有主张整理佛教的了。中国固有的宗教，向无天堂地狱之说，也没有灵魂轮回之说。不过鬼是有的，但鬼也可以饿死。印度方面，则上有三十三天，下有一十八层地狱。所以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人好像“小巫见大巫”，惊叹佛教的伟大，五体投地的佩服，于是大批翻译佛教的经典，但经典渐渐的太多了，教义太伟大了，又觉的不能完全吞下，于是又想把佛教“简化”(Simplify)起来。上次说过，佛教要义在慧定，慧帮助定，定帮助慧，互相为用。当时人觉的印度禅太烦琐，像什么数息啦，什么四禅定啦，什么四念处啦，……因此，江西庐山有一位慧远大师(按：道安的高足弟子)，自创一宗，就是净士宗；并结一社--一个俱乐部，叫做莲社。他以为佛门的精义，惟在“禅智”二字。他尝说：

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然则禅智之要，照寂之谓。

不过从前的禅，既觉得过于繁琐，自有简化的必要。当时从印度传入一种《阿弥陀经》，很简单(按：只1800余言，人称为《小经》)。上次所说的印度禅，有五种安般法门，其中的念佛观便是净土宗的法门，《阿弥陀经》便是念佛观的经典。此经外，尚有《无量寿经》等。经中说西方有一净土，叫做极乐国。那里有无量福，无量寿，无量光；有阿弥陀佛(按：梵语Amita，即无量之义。)；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花鸟都能念经，满地尽是琉璃。欲至其地，惟有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两字，梵音读作“哪嘛”(Namah或namo)，是敬礼的意思。只要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便可到极乐世界。何等简单！这就是当时佛教简单化的运动。

道生

到5世纪前半期，慧远有一个弟子，同时并是鸠摩罗什的弟子，叫作道生(殁于434年)。现在苏州虎丘还有一个生公说法台，就是相传“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地方。道生很聪明，得南北两派之真传，以为佛教还要简单化，他相信庄子所说的：“得鱼可以忘筌，得意可以忘象”，以为只要得到真的意思，只要抓住佛教的要点，则几千万卷半通不通的翻译经典，都可以丢掉。印度佛教变成中国佛教，印度禅变成中国禅，非达摩，亦非慧能，乃是道生！他创了几种很重要的教义，如“顿悟成佛”，“善不受报”，“佛无净土”等。“善不受报”是反对那买卖式的功德说；“佛无净土”是推翻他老师慧远所提倡的净土教；至于顿悟说，更是他极重要的主张，与顿悟相反的是渐修。佛家从数息到四禅定，从四禅定到四念处，都是渐修。只抓住一个要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顿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我们听惯了不觉得，其实在当时是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因为如此，十二部大经典完全无用；所有一切仪式，如礼拜、忏悔、念经、念佛，以及寺观佛像，僧侣，戒律，都成废物；佛教起了大的革命！主顿悟的，叫作顿宗；主渐修的，叫作渐宗。那时《涅盘经》从印度输入，尚不完成，仅译成了一半；生公以为《涅盘经》小，说过“一阐提人(icchantika，即不信佛教的)皆具佛性”，更为极端的顿悟说。因此，旧日僧徒便说他“背经邪说，独见忤众”，把他驱逐出去。他当临走时，于四众之中，正容起誓道：

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厉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身之时，据狮子座！

后来《大般涅檠经》传人中国，全部译出，果然与生公之说相合。于是生公仍返江南。后来讲经于庐山，踞狮子座而逝，很光荣。刘宋太祖文帝对于顿悟说，也很赞叹提倡，从此顿宗渐盛。可见禅宗之顿悟说，实始于4世纪后的生公。

菩提达摩

现在要讲到菩提达摩的故事了。

在5世纪(470年左右)刘宋将亡之时，广州来了一位印度和尚，叫做菩提达摩。因达摩由南天竺出发，所以从海道。宋亡于479年。他到宋，宋尚未亡(旧说520年始到，不确。按：520年为梁武帝普通元年)，他到过洛阳，曾瞻礼永宁寺，事见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因这书中尝说“达摩到永宁寺(510年造，520年毁)，自称百五十岁。”他来中国是470年左右，到永宁寺大约在520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国住了50年。当时一个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国来，道不易行，所以自称150岁，大概由于印度是热带，人多早熟，早生胡须，故自称150岁，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国后，将中国话学好，四处传道，计在中国50年，其道大行，尤其是北方。

达摩的教义，有两条路：一是“理人”，一是“行人”。“理人”就是“深信含生同一真理，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因人的本性相近，差别无多，只须面壁修行，所以“理人”又叫做“壁观”。所谓“壁观”，并非专门打坐，乃面壁之后，悟出一种道理来。至于“行人”，就是从实行人的，内中又分四项：

(一)报怨行就是“修行苦至，是我宿作，甘心受之。”意思是说，一切苦痛，都是过去积聚的，必须要“忍”，才算苦修。

(二)随缘行--就是“苦乐随缘，得失随缘。”

(三)无所求行--就是一切不求，只有苦修，因为“有求皆苦，无求乃乐。”

(四)称法行--即性净之理。

达摩一派，实为虚无宗派，因为他以为一切经谕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一部《大乘入楞伽经》，读此一经，即已具足。

达摩一派，主张苦修，凡受教的，只准带两针一钵，修种种苦行，传种种苦行的教义。

达摩一派，后来就成为楞伽宗，也叫做南天竺一乘宗(见《续高僧传》中的《法冲传》)；因为楞伽就是锡兰岛，《楞伽经》所代表的，便是印度的南宗(参看唐僧净觉的《楞伽师资记》、民国二十年北平校刻敦煌写本)。

达摩一派，既为一苦修的秘密宗派，故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但为什么后来竟成为一大禅宗呢？说来话长，且听下回分解。

三、中国禅学的发展与演变

我们已经讲了两次：第一次讲的《印度禅》；第二次讲的是《中国禅宗的起来》，这两种禅法的区别，简单说，印度禅法是渐修，中国禅法重顿悟，二者恰恰相反：前者是从静坐，调息以至于四禅定，五神通，最合魏晋时清谈虚无而梦想走到神仙境界的心理；后者不然，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办法，这是中国的佛学者力求简单化的结果。

原来在3世纪到4世纪时，中国佛学者对印度禅法已表示不满；到5世纪前半，出了革命的道生和尚，上次讲过：他是慧远的弟子，又曾从罗什受业，肯作深思，把当时输入的佛教思想，综合之，且加以考校，他有几句很重要的宣言：

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义，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

这就是说，到这时候我们中国人可以跳过这些拘滞的文字，可以自己创造了，经论文字，不过是一些达意的符号(象)，意义既已得到，那些符号便可扔到茅坑里去了，道生于是创造“顿悟生佛论”，说“善不受报”，“佛无净土”，“一阐提人皆具佛性”，这是革命的教义，一切布施，修功德，念佛求生净土，坐禅人定求得六神通，都经不起“顿悟”二字的威风；这么一来，当时的旧派遂起而攻击道生的邪说，把他赶出建业，于是他只得退居苏州虎丘山，后来大本《涅盘经》全部到了，果然说“一阐提人皆有佛性”，因此，生公的“顿悟成佛论”得着凭证而惹人信赖了，生公这种思想，是反抗印度禅的第一声，后来遂开南方“顿宗”的革命宗派。

达摩禅法

当宋齐之际(约470年)，从南印度来了一个和尚菩提达摩，先到广州，后又转到北方，在中国约有四五十年；上次也讲过：他受空宗的影响很大，所以抛弃一切经典，只用南印度的一部小经典《楞伽经》四卷来教人，这是一个苦修的宗派，主张别人打我骂我，我都不要怨恨，所谓“逆来顺受”，认为自己前世造下冤孽，他的禅法也很简单，说一切有情都有佛性，只为客尘所障，故须面壁坐禅，认得凡圣等一，便是得道。故他们在行为方面是“忍”，在理智方面是“悟”。这就是“楞伽宗”，又名南天竺一乘宗，是印度传来的叫花子教，过着极刻苦的生活，如达摩弟子慧可所传的那禅师，“唯服一衣，一钵，一食”，再传的满禅师“一衣，一食，但蓄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往无再宿，到寺则破柴，造覆，常行乞食”，在贞观十六年(纪元642年)满禅师于洛州南会善寺倒宿墓中，遇雪深三尺，有请宿斋者，告曰：“天下无人，方可受尔请！”这个苦行的宗派，不求人知，不出风头，所以不惹人注意，知道的很少。道宣在他的《续高僧传》里对这派曾这样说过：“人非世远，碑记罕闻，微言不传，清德谁序？深为痛矣。”便到7世纪时，此宗风气渐变，刻苦独行的人不多，渐趋于讲诵注疏之学，故道宣又说他们“诵语难穷，励精益少。”他们为一部《楞伽经》做疏或钞(钞即疏的注解)，共有12家，70卷之多(也见道宣的《法冲传》)，可见这时的楞伽宗，已非往昔苦行头陀的风味了。

到8世纪初，正当慧能在南方独唱顿悟教义的时候，湖北荆州府玉泉寺有个神秀老禅师，声誉甚隆。武后派人请他到长安(约701年，武后晚年)。既来之后，便往来于两京(长安和洛阳)之间，备受朝野尊崇，号称“两京法王，三帝(按：谓则天帝，中宗，睿宗)国师。”他自称为菩提达摩建立的楞伽宗的嫡派，他死在纪元706年(武后死的次年)，谥大通禅师，当代大手笔张燕公(说)为之作碑。今日我们知道他的传法世系为：

达摩向右慧可向右僧璨向右道信向右弘忍向右神秀

第一次便发现于这个碑文里，但与道宣在《法冲传》内所记不同，不过因为神秀地位极高，人都信此法系是正确的了。神秀的二大弟子义福和普寂，也被朝廷尊为国师，气焰薰天。义福死于736年(开元廿四年)，谥大智禅师，普寂死于739年(开元廿七年)，谥大照禅师。严挺之作《大智禅师碑》，李邕作《大照禅师碑》。都用了上列的传法世系，所以从701到739这40年中，可以说是楞伽宗神秀一派势力全盛时代。

据最可靠的材料，神秀并未著书；现在伦敦及巴黎所藏敦煌发现的写本中，有《五方便》一种，但非神秀作，乃是神秀一派人所作。其教义仍接近印度禅的渐修。如玄颐《楞伽人法志》上说：“禅灯默照，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出文记。”神秀临死时的遗嘱是“屈，曲，直”三字。又如张说所作碑文说：“其开法大略，则慧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其人也品均凡圣，其到也行无后。趣定之前，万缘尽闭；发慧之后，一切皆知。持奉楞迦，递为心要。”这可证明他的禅法仍是近于印度禅。普寂的禅法，《神会语录》及《坛经》上说：凝神人定(止)，住心看净(观)，起心外照，摄心内证。”也可证明神秀教义之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