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调整知青政策

第1章邓小平胡耀邦主张青年不下乡

邓小平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

胡耀邦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

1978年10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对上山下乡政策作几个方面的重大调整。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

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1亿人，平均1人不到1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

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收入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么做。

7月3日，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指出：

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安置方向主要着眼于城市，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

根据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的谈话精神，国务院知青办邀请京、津、沪三市知青办主任座谈，研究城市如何广开就业门路，逐步做到城镇青年多留城、少下乡的问题。

7月20日，国务院知青办在综合研究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针问题的请示报告》。

9月12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召集国家劳动总局、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专门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政方针问题。

10月9日，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会议，就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呈送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第二次专题讨论了知青问题。

在这次讨论中，李先念说：

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把青年搞下去，两年再整上来，是出力不讨好。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

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出现的问题，知青家长之一的李庆霖曾经直接上书毛泽东。

事情是这样的：那是1969年福建省莆田县为了贯彻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新指示，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对本地初、高中毕业生进行认真排队，逐个摸底，挨家挨户动员，思想不通的就先迁户口、办手续，甚至动用行政手段强制下乡。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也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父母，到离县城几十里外的贫穷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按当时政策规定，知识青年下乡后第一年口粮和生活费由政府发给，口粮每月18公斤，生活费每月8元。

然而好景不长，口粮和生活费仅发了11个月就停了。知青们一年到头在山区劳动，不仅没有一分钱的分红收入，而且连口粮也成问题，生活费用年年由家里负担，每年还要贴补几个月的高价粮，日子才能混过去。加上城乡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别，城里来的知青在农村生活不大习惯，势必带来许多具体困难。

作为知青家长的李庆霖，对自己孩子面临的困难，难以解决，其心情可想而知。几年过去了，李良模的处境一直没有改变，且越来越严重。

出于无奈，李庆霖先到儿子下乡的荻芦公社，向公社党委反映情况，但问题未得到解决。他又去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找知青的主管单位“四个面向办公室”反映，仍然毫无结果。

最后，他抱着一丝希望来到莆田地区民事组，将自己儿子的困难以及自己向县、公社反映问题的过程一并作了汇报，地区民事组答应同有关部门联系。李庆霖满怀希望在家等待，可结果还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几次上访未果，李庆霖决定斗胆上书“告御状”，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

1972年12月20日，趁学校放假，李庆霖躲在家里，关起门来，显得十分神秘。他怕连累无辜，也怕走漏风声。由于事先有充分的准备，李庆霖花了两个多小时，一口气写下了2000多字。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毛泽东的双眼慢慢红起来，他的泪水潸然而下。

之后，毛泽东当即给写信人复信：

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是很赞赏的。

李庆霖“告御状”事件，使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具体问题得到了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

第2章政治局开会讨论知青的问题

1978年10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详细讨论了知青问题。

在这次讨论中，邓小平说：

现在下乡的路子越来越窄，总得想个办法才行。例如，“三集中、一分散”下乡青年集中住宿、吃饭、学习，分散劳动的点，可否想办法搞卫星城镇？彭冲同志打算在上海周围建10个星城镇。北京人口集中也可以建卫星城市。

东北、西北、西南轻工业都非常薄弱，市场上没有多少东西，北京的轻工业也非常薄弱，要开辟新的行业、新的领域。轻工业是个大行业，过去我们考虑不够。我们要真正解放思想、广开门路。

不仅新成长的青年要就业，还有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后工业上减下的人要安排。现在全国工业多2000万人。鞍山现代化了，挖1亿吨矿石，1万人就够了。1500万吨钢只要2万人，加上服务人员也只要5万多人。各个工厂都要搞现代化，多余的人怎么安排，不广开门路不行。

叶剑英说：

要注意提高青年的科学文化技术，城乡都要想办法。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办法要多一点。要想办法发展社队工副业，发展卫星城市，插队的要缩小。

经过讨论，中央基本确定的大政方针为：在坚持上山下乡方向、稳定大局的前提下，着眼于少下乡或不下乡，逐步地从根本上解决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

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周恩来曾专门组织召开高层会议，研究解决知青问题。

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会议从晚上9时开到翌日凌晨1时15分。

会上，周恩来充满激情地说：

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

大家听取了国家计委、劳动部分管知青工作负责人的汇报，并着重研究了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疾病治疗、婚姻、安置布局、表彰先进、学习和教育、打击“坏人”、干部带队和组织机构等一系列问题。会议还要求，各省、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

在会后，国务院农村部军代表沙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迅速组织了一支党、政、军三结合的70多人工作队，分12个调查小组，奔赴12个省、区调查了解情况，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做准备。

在12个调查组奔赴各地同时，中央决定放宽上山下乡的具体规定，使知青插队有更大的选择，并采取措施改善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这是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决策性的会议。会议历时41天。

会议总结了16年来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确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会议拟定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两个重要文件。

会议回答了社会上关于知青工作的各种模糊认识，并在制定的重要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中说：

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随着社会劳动力结构的逐步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将逐渐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是，要达到这样的地步，必须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全国来说，还要继续动员组织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中央政治局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前讨论确定的基本方针是：

在具体对策上，除了国营农场的知青要基本稳定外，对插队知青调离农村的条件要进一步放宽。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会议提出：

还要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上山下乡；要逐步缩小范围、有条件安置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尚需动员下乡的不再插队，要因地制宜举办知青场、队，国家给以优惠政策；已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逐步给予解决，其中老知青要限期解决；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

第3章国务院对上山下乡政策作调整

1978年10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对上山下乡政策做了几方面的调整：

第一，调整下乡政策。

一是改变过去城镇中学毕业生“以下乡为主”的方针，实行“四个面向”：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的原则，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加速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二是放宽留城政策。除了1973年规定的“四不下”即独生子女、孤儿、归侨学生、中国籍外国人子女以外，又新规定了多子女家庭可以选留和家庭困难，本人疾残予以照顾留城的政策。各地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放宽留城政策。

三是缩小下乡范围。过去上山下乡的动员对象几乎包括所有城镇户籍的中学毕业生。至此明确提出，矿山、林区、三线企业、小集镇和一般县城，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并且宣布有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搞上山下乡。经此调整，国务院知青办曾预测下乡人数可比前两年减少一半。

第二，改变了安置办法。

由于实行上山下乡的出发点由以往的组织青年“接受再教育”转变为办事业，创财富。因此，提倡在农村广开门路，集体安置，主要是创办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农副业基地。

鉴于插队办法利少弊多，提出对知青点逐步整顿收缩，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办成社队企业或独立核算的知青场、队。文件明确宣布：“今后不再搞分散插队”。

第三，逐步解决在乡知青的问题。

对于在乡的860万知青，主张在稳定的前提下，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实事求是地逐步解决他们的问题。

一是插队知识青年中，确有实际困难不易解决的，要在城乡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逐步安排他们从事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工作。

二是1972年底以前下乡插队的130万老知青，优先安排，计划在1978年至1979年内基本上调回城镇安排工作。

三是插队的45万已婚知青，原则上就地就近通过社队和县办企事业，安排有固定收入的工作。

四是跨省下乡的51万人，大多是老知青，由动员城市与安置地区双方协商，共同负责安排。

五是对在国营农场的160万知青，采取稳定方针，同时也开了几个调出的口子：有实际困难的，可以商调回城；父母退休、退职，可以回城顶替；农场劳力多余，可以协商“调工”。

第四，保证统筹安排的几项重大措施。

一是为了支持各地广开就业门路，把大集体企业的劳动指标，下放到省、市、自治区自行掌握。这在劳动政策上是个大变化。

二是为了积极扶植发展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农副业基地，规定在1985年以前实行“三不政策”，即不交税，不上缴利润，不担任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

三是粮食供应上提供便利：知青场队口粮水平过低的，由国家统销粮中给予补助；从事林、牧、渔业生产和经济作物、外贸加工的知青场队，口粮达不到自给的，由国家补助；城市扩大就业，多安排一些青年，商业部提出“粮食服从政策”。

四是停办“五七”干校，可以转作安置知青的基地。

五是国家原则同意在以后若干年里，下乡人数虽逐渐减少，10亿安置经费不减，重点支持办好知青场队。

六是为了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要求各地健全知青领导小组；知青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各级知青办仍由党委或革委会直接领导；县级知青部门不撤不并。

第五，其他一些重要措施。

一是关于下乡知青的选调，对于留城青年和下乡知青应当统筹安排。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都可以从下乡知青中招工。招工时，要进行考核，择优录取。从下乡知青中招工，要在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领导下统筹安排。合理解决下乡知青招工后的工资待遇问题。参军的下乡知识青年，退伍后不再回农村插队，原则上由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也可由原征集地分配工作。

二是经费问题。1973年政策规定，全国各地的知青，平均每人安置经费将近500元。新政策改为，到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知青点的，南方各省每人补助580元，北方各省每人补助600元；到牧区的每人800元，均在原标准上提高了100元。

此外，对下乡知青探亲路费，也根据具体情况，做了优于以前的调整。

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和通过了会议产生的两个文件。同日，中央批发了这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中发［1978］74号文件，并传达到全国。

这两个文件标志着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大历史转折。

第4章国务院提出落实政策的意见

1979年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对知青工作提出意见。

会议由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

会议对落实知青政策提出六条意见。这六条意见是：

1、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

2、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

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

4、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

5、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6、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1979年2月后，由于中央和各省市对知青政策的开放，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在1979年春夏之际达了到高潮。

数百万知青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从边疆，从草原，从红土地，从黄土地，从黑土地，从那些抛洒下青春、汗水和泪水的地方，又回到了他们原来出发的地方。

1979年6月上旬，云南省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1月23日“六条”精神时，昆明、成都和重庆代表很干脆，表示保证在六个月内，优先安置云南知青返城。北京和上海采用了变通办法，同意走病退、困退这条路。

此后，在全国迅速掀起了知青返城高潮。

在西双版纳，数万知青向农场职能部门和当地公安派出所，开始办理户口粮油的迁移手续。

几万知青要在极短的时间内离开农场，凭当时的条件是无法做到的，因为铁路运输难以承受。

恰逢当时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输送兵员装备的军车来往就排上了用场，那些返空的军车就用作了运载回城的知青。

在千里昆洛公路上是尘土飞扬，车流滚滚，满载着返城的知青开往北京、上海等城市。

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热潮迅速在全国各大垦区引进连锁反应，于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便在当年春夏之交达到了高潮。

仅仅3个月之内，云南10几万知青就人去楼空。

在黑龙江、内蒙古、海南岛和全国众多知青点也随即跟进，长达10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结束了。

原来，国家计委制定的1979年度80万知青下乡计划，也搁浅了。

从1979年初开始，数百万知青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从边疆，从草原，从红土地，从黄土地，从黑土地，从那些抛洒下青春、汗水和泪水的地方，又回到了他们原来出发的地方，从此开始了他们新的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