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梦魇始于科举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河，它就一定不乏惊涛骇浪、千回百转。

如果说人生是一出戏，它就一定充满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梦，它就一定会有异想天开、错愕惊魂。

作为一名成功者，曾国藩当然不乏那些共性的优良品质，但更多的却是他遭受的那些异于他人的境遇。那么，在曾国藩成功的背后，究竟饱尝了哪些不为人知的艰辛、苦楚，甚至是生死抉择？在这些境遇的后面，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科举，是封建社会所有士子谋求改变命运的最根本的出路之一。然而，科举之路却往往布满非人性的荆棘与坎坷、泪水与鲜血。为了改变命运，曾国藩也不得不懵懂地踏上这条好似看得见，却又似摸不着，而且异常艰险的科举之路。

曾国藩最终是以八股登堂入室，顺利地跻身士林，成为读书人中的幸运者和科举制度的受益者。然而就是这个幸运者、受益者，也曾经遇到过刻骨铭心的挫折，其平生的第一个大跟头，就是跌倒在梦魇般的科举之路上。

“神话”养成了一颗傲心

在曾国藩看来，科举也就是那么回事儿，远不像别人说的那么恐怖。

曾国藩，原名子诚，字伯涵，乳名宽一。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月十一日亥时，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今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

曾国藩是地地道道的草根出身。他出生时，家里虽有几亩薄田，但很难称得上富裕。曾家的祖上都是种田人，尽管从曾国藩祖父那辈起开始重视读书，但也没有出现什么出类拔萃的人才，所以也就无法改变家族的命运，充其量算是个耕读之家。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字竹亭）为例，书倒是读了差不多一辈子，人也勤奋，但资质平平，无论怎么努力都成效甚微，一直到过了不惑之年才考取个秀才。而作为家族的长门长孙，曾国藩的出生无疑承载了家族无尽的希望。

这时，只有十九岁的曾竹亭的爷爷曾竟希已年近七旬，父亲曾星冈三十七岁。在封建社会中，长门长孙是一个无比荣耀的身份，自然而然就具有其他人难以比拟的优越地位和不同身价。曾国藩一出生，就由于这个长门长孙的身份而备受整个曾氏家族的垂青和厚爱。尤其在曾国藩的曾祖父竟希公看来，曾孙的出生，是自己一辈子积德行善的结果，更是好人有好报的具体体现，所以对尚在襁褓中的曾国藩特别垂爱，呵护有加，“极欣爱之”[1]，一天不看上几眼就像生活缺少了阳光。在曾竟希的心里，这个曾孙就是曾氏家族全部的未来和希望。

曾国藩也似乎身负某种特殊使命，从小就“状貌端重”[2]，联想到成年的曾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3]的形象，我们不得不相信那不是一朝一夕的表现，敢情人家打小很会“玩深沉”。儿时的曾国藩就具有“异举”，其动静坐卧与同龄的孩子截然不同，有的方面甚至令人匪夷所思。比如，从出生到三岁，全家人就没有听过曾国藩哭一声。

那个时候，曾国藩的母亲江太夫人终日劳作，操持着整个家族的里里外外，没有多少时间来专门照看他，曾国藩的日常起居就由祖母来承担。曾国藩不哭不闹，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关照，每天不声不响地依偎在祖母的身边，看着祖母用纺车纺线。看到花开听到鸟鸣，就会目不转睛地斜着眼睛观看，表现出有所领悟到样子，就像一个小大人，这让老祖母惊奇不已。

曾国藩六岁那年，曾祖父竟希公以七十四岁高龄谢世。曾国藩“哭泣甚哀，执丧若成人”[4]——哭得非常伤心，异常哀痛。在整个发丧期间，曾国藩表现得就像是一个成年人。

曾国藩的这些表现的确异于一般的孩子。曾国藩的不凡之处，似乎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显现。正所谓三岁看到老矣。

宠爱归宠爱，厚望归厚望，那不过都属于情感的范畴。对于曾氏家族来说，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加强对曾国藩的培养和教育，祈望他能早日成才，早日光耀曾氏门楣。

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曾国藩已经五岁了。从这一年的十月起，曾国藩开始跟着父亲读书识字，从而迈出了平生读书治学的第一步。

曾国藩“诵读颖悟”[5]，聪明过人，属于那种一说就懂、一点就透的孩子，绝对是一个读书的好材料。只要具备了这种素质，再加上适当的引导，曾国藩的前途定会一片光明。看到曾国藩的表现，作为父亲兼先生的曾竹亭心花怒放，也使曾祖父竟希公越发地钟爱这个曾孙，对他寄予厚望。六岁的时候，曾国藩仍然跟着父亲在自家学习。为了更好地培养曾国藩，除了自己殷殷教诲之外，曾竹亭还特意为曾国藩聘请了一位叫陈雁门的先生，专门教曾国藩读书写字。这段在家学习的时间大约持续了两年左右。其实这两年，仅仅就是曾国藩的试学阶段，学习的内容主要局限于一些简单的读读写写，相当于上学前班，而真正开始接受系统的教育则始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

这一年，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参加童试再次落第，在家里办了一个名曰“利见斋”的私塾，收了十名学生，一边授徒一边备考，曾国藩就是这十名学生之一。从此，曾国藩开始接受长达八年之久的开蒙教育。

在私塾里，由于曾竹亭“训诱专勤”、用心教导，曾国藩的书读得颇为顺利，到九岁的时候就已经读完了《易》《诗》《礼》《春秋》五部儒家经典，并开始尝试学习科举必考的八股文和应试诗帖。曾国藩学得有模有样，很像那么回事儿了。

曾国藩十岁那年，弟弟曾国潢出生了。满心欢喜的曾竹亭笑着告诉曾国藩说：“你现在有弟弟了。”[6]并以“兄弟怡怡”[7]为题，命曾国藩即席做一篇文章。曾国藩稍加思索后便一挥而就。

读着曾国藩文辞简约却情真意切的文章，曾竹亭不由大喜过望，连声称赞儿子“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8]，坚信儿子一定能为曾家增光添彩，继往开来。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转眼间曾国藩十四岁了。在这八年的学习生活中，作为父亲兼业师的曾竹亭对曾国藩可谓日夜操劳，不厌其烦，倾其所能，呕心沥血。曾国藩曾深情地回忆道：“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覆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9]

经过曾竹亭八年光景的悉心培养，曾国藩的德业已经大有长进，各个方面都显露出可造之才的潜质。

清道光四年（1824年）某天，曾家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名叫欧阳沧溟，是曾竹亭的挚友。欧阳沧溟不是一般的客人，他在湖南学界可称得上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

欧阳沧溟，名凝祉，字福田。湖南衡阳人氏。欧阳沧溟三岁丧父，是母亲一手把他拉扯大的。母亲是一位女强人，不仅照料欧阳沧溟的饮食起居，更教导他立志成人。欧阳沧溟“恪遵母训，跬步必谨”。在母亲的教育下，欧阳沧溟一生“无触杵人，即终生不以言色加人。或戒以慎无耽酒，即没齿不近杯勺”[10]。

年纪稍大一些后，欧阳沧溟便“嶷然自厉于学，不假董督”[11]。欧阳沧溟的学业进步很大，“人为学官弟子，旋补廪膳生。远近归仰，交币迎致”[12]。欧阳沧溟一生以教书育人为生，在“适馆课徒”的四十年和主讲莲湖书院的十年时间里，所教授的学生达数百人之多，在当地可谓德高望重，广受尊敬。

欧阳沧溟慧眼灼灼，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年仅十四岁的曾国藩，认真观看了曾国藩所展示的书法、文章、诗词后，欧阳沧溟表示非常欣赏，给予了充分肯定。见儿子的学业得到了欧阳沧溟的肯定与赞赏，曾竹亭心里自然高兴得不得了。为了进一步展示儿子的才艺，更是为了实际检验儿子的实力，曾竹亭请欧阳沧溟甚至当场出题测试一下曾国藩。欧阳沧溟即以《共登青云梯》为题，命曾国藩作一首命题律诗。曾国藩很快就交了卷。读完曾国藩的诗，欧阳沧溟像发现宝贝一样连声叫好，赞扬曾国藩的诗句非同凡响，“是固金华殿中人语也”[13]，认定曾国藩是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绩优股”。性情直率的欧阳沧溟甚至当即决定，把自己的大女儿许配给曾国藩。这对曾国藩来说可是件大事，他不仅因文而得到大师的赞赏，又因此而不费吹灰之力讨来了一个媳妇。

从这一年起，曾国藩开始随着父亲到省城长沙参加童子试。第二年，曾竹亭设了一个名曰“锡麟斋”的同族家塾，专门用来教授曾氏家族的子弟。曾国藩也在“锡麟斋”读书，跟着父亲系统学习《周礼》《仪礼》，兼读《史记》《文选》经典，收获颇丰。

清道光六年（1826年），十六岁的曾国藩随父亲赴长沙应童子试，居然一举中的，高中第七名。这既让全家人大喜过望，也让少不更事的曾国藩有些飘飘然——敢情科举这么简单呀？还以为是多难个事儿呢！

此后几年，曾国藩仍然跟随父亲读书，直到清道光十年（1830年），即曾国藩二十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外出求学。

曾国藩在科举之路上小试牛刀，所崭露出的潜质让曾竹亭信心陡增，兴奋得心里就像着起了一团火。曾国藩毕竟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如果想走得再远一些的话，仅靠家学恐怕是难以为继，首先是作为业师的曾竹亭自己就没有那份自信。曾竹亭有自知之明，深知仅凭自己这两把刷子已经很难给曾国藩更大的帮助了，再这样把儿子留在身边的话，必定会妨碍儿子的长进，影响他未来的发展，甚至耽误了儿子的前途。为了给曾国藩创造一个更为有利的学习环境，提高学业水准，曾竹亭决定把曾国藩送出去深造。

想送出去容易，可是往哪儿送又成了问题。在当时湖南范围内，学馆书院倒是不少，但知根知底的并不多，害怕投错了门耽误了曾国藩的学业。后来经多方打听，听说与湘乡相邻的衡阳唐氏家塾有一位叫汪觉庵的先生声明最盛，水平了得，遂作为首选。

主意拿定以后，曾竹亭立刻就把曾国藩送到了衡阳汪觉庵先生的身边，曾国藩从此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外出求学之旅。

但不知什么原因，曾国藩并没有跟随汪觉庵先生学习多长时间，没过多久就“肄业”了。时间虽短，但曾国藩还是受益匪浅。曾国藩认为，汪觉庵先生是自己非常值得尊敬和信赖的导师。

第二年，曾国藩返回家乡，进入当地的莲滨书院继续学习。曾国藩的诗文得到了莲滨书院山长刘元堂先生的赞叹和赏识，认为这个弟子将来必成大器，前途不可限量。是年冬月，曾国藩肄业于莲滨书院。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曾家好事连连，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先是读了大半辈子圣贤书的曾竹亭终于通过了府试，获得了第一名。其次是曾国藩在这次府试中也有收获，得以“佾（yi）生”的身份在县学注册。

进入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家好运依旧。这一年，曾国藩通过了院试考试，成为一名生员（即秀才），并进入县学深造。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当上了秀才就改变了其平民身份，就是正经八百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有功名的人了。有了秀才这个头衔，就可以享受官方提供的一些特权。比如可以免除一个人的徭役，见到知县可以不下跪，以及不能随便被刑罚等等。考取了秀才并不等于大功告成，因为秀才本身并不是官员，仅是获得了追求成为士大夫的一个许可证或是敲门砖，距离真正登堂入室，踏入官宦阶层还遥遥无期。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证明考生终于完成了童试，也就是全部基础性教育并通过了考试，已经具备了参加“正科”（即乡试）的资格了。

曾竹亭也在这次考试中终于过了关，实现了“秀才梦”。而此时的他已经四十三岁了。一想到“钝拙”的自己历时二十多年的辛勤苦读，“不以为烦苦”才取得的功名，曾竹亭不禁喜极而泣，感慨良多。但最让曾竹亭感到欣慰与自豪的还是儿子的出色表现，甚至为儿子能够后来居上，早早地就取得这样骄人的业绩而喜不自禁。

继曾氏父子在该年院试中双双中的后，曾家的又一件大喜事发生在十二月份，这就是时年二十三岁的曾国藩，把欧阳沧溟先生的女儿娶回了家。对曾国藩来说，院试中的，又加上洞房花烛，是真正的“双喜临门”。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二十四岁的曾国藩再一次外出求学，到省城岳麓书院继续求学深造。

岳麓书院的山长（院长）欧阳坦斋，系两榜进士出身，道德文章名噪荆湘，在主持岳麓书院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桃李满天下，湖南大多数俊才几乎都出自欧阳坦斋的门下。此时的曾国藩已经身手了得，尤其是以诗文名噪一时，在考试中豪取榜首之位。

同年，曾国藩肄业于岳麓书院，并参加了这一年秋季在长沙举行的乡试。仔细阅读完试题后，曾国藩的心里有了底。这一年关于《四书》的首题是《凝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第二题是《智譬则巧，圣譬则力也，出射于百步之外也》。试帖诗题为《赋得翦得秋光入卷来》。

一路考下来，曾国藩果然不负众望，考中第三十六名举人。按照清制，举人登科可以授予官职，可以享受免除丁役等特权，初步具备了入仕的资格，也终于冲出了省界，可以在仕途上继续前进了。同年十一月，曾国藩启程进京，准备参加第二年春季的会试。

一向被读书人所追慕而又深恶痛绝的科考，在曾国藩看来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并非高不可攀，远不像别人所说的那么恐怖。从十六岁第一次出手童试高中至今，颇得老天爷的垂青，还从未尝过败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这不由使曾国藩陡升起一颗傲心，小小的湘乡，甚至湖南已经留不住踌躇满志的曾国藩了，他那颗膨胀之心早已不可遏制地飞出了闭塞的湘乡，飞出湖南，飞向外面更加精彩的世界。然而，曾国藩的“神话”还会继续吗？老天爷还会一如既往地垂青这位志得意满的初生牛犊吗？

为轻狂付出惨痛代价

连续两次会试不授，难道是老天爷闭上了眼睛？

曾国藩渴望成功，他也必须成功。因为在他的身上，寄托着曾家太多的希冀，承载着振兴家族的巨大历史使命。

此前接连的成功，使曾国藩踌躇满志，信心倍增。他早就按捺不住了，就盼着朝廷早日开科取士，好一展身手，独占鳌头，金榜题名，为曾家五六百年惨淡的农耕历史添上几笔悠远而迷人的墨香。

曾国藩撇下新婚的妻子，离开湘乡老家，带着十几年寒窗苦读的积累，带着曾家几代人的厚望，也带着无所畏惧的轻狂，踏上了漫漫征程。尽管曾国藩没有给家人留下“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庄严承诺，但完全可以想象出曾国藩那副毅然决然、志在必得的精神面貌。

所谓会试是清代中央一级的考试，类似于现在的高考。

会试制度始于唐代，金代始有会试之说，历经元代，沿袭至清。初称礼部试或省试。中试者可以参加殿试。明、清时每三年春季开科一次，考中者称贡士，获得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资格。

第二年冬天，也就是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初出茅庐的曾国藩赶到京师，寄居在京师的长沙会馆里，全身心地投入备考之中。在焦急的等待中，会试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曾国藩怀着一颗急切而兴奋的心情，与一群莘莘学子走进了戒备森严、气氛凝重的贡院，进入专为考生准备的单人考间——贡舍。

这个贡舍，准确地说不像考试的地方，而更像是一个笼子，长约1.6米，宽约1.3米，高约2.6米。在这样一个只有5.4立方米的空间里，考生只能勉强栖身，根本谈不上舒适。

考场的纪律很严格。每一个考生都要接受监考官的搜身检查，留下多余物品，只允许带书具、灯具和监考人员发给的蜡烛进入贡舍。待考生进入贡舍，舍门马上就被关闭上锁，形似囚禁。

会试共分为三场，一场考三天。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考对《四书》等儒家经典的熟知程度；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考时务策论。

这一套程序走下来，所有的考生都难堪煎熬，无不筋疲力尽，简直就像是被扒掉了一层皮。

罪也遭了苦也吃了，好在考题并不是太困难，曾国藩觉得自己发挥得还不错，便心安理得地回到会馆，等待着揭榜那一天的到来。

揭榜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而曾国藩站在榜前却傻了眼。因为在通红的大榜上，任凭曾国藩反反复复地查找，就是没有他的大名。无情的现实冷冰冰地告诉曾国藩：你落榜了。

曾国藩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个结局，怎么会第一次参加会试就碰了一鼻子灰，撞了一脑门子包，落了这么个跟谁都无法交代的下场？

难道这就是十几年寒窗苦读的必然结局吗？难道这就是跋涉几千里的最终归宿吗？难道这就是自己的宿命吗？

这个结果实在是太出乎曾国藩的预料了。无情的现实，给曾国藩兜头泼下一盆冷水，又似当头一棒，让曾国藩彻底六神无主，茫然失措了。

自十六岁参加府试以来，老天爷总是眷顾有加，保佑曾国藩考秀才、中举人，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每一道门槛都是一蹴而就，顺手拈来，而且位列翘楚，声名满满。可偏偏这一次，到了该露大脸的时候了，却失去了老天爷的垂青，使这个湘乡才子灰头土脸，颜面扫地，怎么还有脸回去见家乡父老？

其实，人生本来就不是一艘顺风船，哪里会有那么多的顺风顺水？但刚刚离开故土的曾国藩毕竟年轻，还没有切身经历过旅程中的那些意想不到的凄风苦雨、风暴雷霆，他更多的还是沉浸在自己曾经有过的幸运和一路辉煌之中，对现实的严酷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承受力。

就在曾国藩怅然地要打道回乡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个好消息，听说第二年是皇太后六十华诞，朝廷将特别开恩科以示庆贺，也就是说明年还有一次参加会试的机会。这简直是菩萨显灵，是天上掉馅饼。曾国藩不由欣喜万分，暗暗向上苍祈祷，感谢老天爷终于又睁开了双眼。

所谓恩科原本是相对于会试、殿试等正科而言的。在古代，如果遇到皇帝亲自主持会试时，考试结果可以专门设立名册奏报给皇帝，皇帝会特许考生参加复试，所以称“恩科”。恩科始于宋代。明、清也继续沿用了这个制度。不过到了清代时有所发展，就是在正常的例行会试之外，每遇国家有重大的庆典活动时额外增加一次科考。

曾国藩不甘心初次的失利，倔强的他还要再拼一次。在征得家里的同意后，曾国藩决定留在京城继续读书，为参加第二年的恩科做准备。

京师虽好，但不是草根曾国藩的天堂。远离家乡、孤身一人的曾国藩，在偌大的北京城里，除了每日与四书五经、八股文章相伴外便举目无亲，甚是寥落，其愁苦、愤懑可想而知。尤其是经济上的拮据，使曾国藩不得不常常要节衣缩食，计算每一文钱的支出，极其节俭地安身度日。

第二年的岁初，感触颇深的曾国藩一口气写下了十首“杂感”诗，以诗寄情，以诗抒怀。其中有诗云：

芒鞋镇日踏春还，残腊将更却等闲。

三百六旬同逝水，四千余里说家山。

缁尘已自沾京雒，羌笛何须怨玉关。

为报南来新雁到，故乡消息在云间。

又及：

去年此祭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划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又及：

韶华弹指总悠悠，我倒人间廿五秋。

自愧望洋迷学海，更无清福住糟邱。

尊前瓦注曾千局，脚底红尘即九州。

自笑此身何处著？笙歌严里合闲游。

我们从曾国藩这些诗中不难看出，尽管不乏对家乡的眷恋、对岁月的感慨、对自己的谴责，但核心的思想还是在鞭策自己，不断地为自己提神打气，督告自己一定要横下了一条心憋足了一股劲，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这次恩科的机遇再一次从手中溜掉。

曾国藩打起精神，重整旗鼓，寄居在京城的长沙会馆里，一门心思备考，以至于废寝忘食，孜孜以求。

首先是熟读以朱熹所注的《四书》为主的书籍。这是会试必考项目，所有考试的题目均出自这里。对于这些，曾国藩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但关键是一个“熟”字，必须达到驾轻就熟、熟烂于心的程度才行。

其次就是写命题文章，也就是写八股文。所谓的八股文也称作“时文”“制义”等，因为题目专出于《四书》，又称“四书文”。这种文体在格式上有具体的规定，每篇文章分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其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部分为精华与主体。这四个部分不是可以任意发挥随便写的，每段必须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对此，文章高手曾国藩也不敢掉以轻心，在即将到来的波涛汹涌的会试当中，一定要吸取上一次的教训，避免大意失荆州。

然而，在京师一年的备考时间里，曾国藩也出现了信马由缰、重大的跑偏行为。

可能因为四书、八股过于枯燥无聊，也可能是曾国藩太寂寞的原因，总之，他竟然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研究起经史来，尤其是不知什么时候起对韩愈的文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毅然决然地开始追慕和效仿，拉开了他一生“治古文词”的序幕。

韩愈，字退之，河南孟州人，唐贞元八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后因触怒圣上而被贬为潮州刺史，后来蒙昭回京，先后出任国子监祭酒、京兆尹、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

韩愈是唐代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尤以散文、诗文闻名，是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韩愈反对形式刻板内容僵化的骈体文，大力提倡写作灵活自由有思想内涵的散文，强调文章的内容重于形式。韩愈的诗大气磅礴、强健有力，开辟了诗坛的新境界。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对后世影响广泛。韩愈为人为学为诗的秉性、艺术风格和理念，颇合曾国藩的口味。

俗话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事实证明，只要是对什么东西产生了兴趣，根本不用督促催逼，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扑下全部身心去探究。曾国藩也是一样，他完全为韩愈的文章所吸引，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毋庸讳言，韩文的艺术魅力固然是没的说，但它毕竟与科考的内容相去甚远，联系不大。在备考的关键时期，曾国藩对韩文如此痴迷，这无疑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

在煎熬与期盼当中，终于冬去春来，眼看会试又来到了眼前。

命运多舛绝非人力所能违也。无论什么事务，往往看似稳操胜券，结果却一败涂地；往往心怀忌惮，却又可能凯歌高奏。

经过一年的寒窗苦读，胸怀锦绣、渴望一飞冲天的曾国藩，在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恩科中仍旧榜上无名，再次与功名失之交臂。

面对熠熠生辉的金榜，站在皇城根下的曾国藩，瞠目结舌，彻底无语。无情的现实再一次告诫曾国藩：天子脚下，没有你这个眼高手低的曾国藩的立锥之地。

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出身”

曾国藩至死都对自己那个“同进士出身”感到浑身不舒服。

再次落第，使曾国藩原本火盆一样的心瞬间跌至冰谷，人生也彻底失去了方向。

继续留在京城读书是不可能的了，一个原因是因为曾国藩上有老下有小，已是娶妻立家之人。另一原因也是根本原因，就是为“窘甚”所迫。家里经济上的拮据无法为他在京师继续学习提供保证。所以，既浪费了一年光阴，又花光了盘缠的曾国藩，只好悻悻然地离开了京师，踏上返乡之路。这一年是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曾国藩时年二十六岁。他离京返家，闭门苦读。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说话间便来到了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又一轮折磨死人不偿命的会试行将到来。这一年的正月，卧薪尝胆了三年之久的曾国藩，再次辞乡上路，风尘仆仆赶往京师，准备参加本年度的会试。

这一次，曾国藩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位贵人。这位贵人，就是这一年会试的座主大总裁穆彰阿。

穆彰阿，字子朴，号鹤舫，生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满洲镶蓝旗人。清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历任内务府大臣、步兵统领、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大学士等职，深受道光皇帝的宠信。清道光七年（1827年），穆彰阿入主军机处，十年后成为首席军机大臣。一时间，穆彰阿成为满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门生故吏遍天下的股肱重臣，时为“穆党”首魁。

曾国藩第三次参加会试的时候，正是穆彰阿的鼎盛时期，时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对于曾国藩来说，穆彰阿不仅仅是他的座师，更是他日后发达的政治靠山，只不过此时的曾国藩还是一脑门子的高粱花子，还不能想象日后的那些事情罢了。

这一年关于《四书》的考题是道光皇帝亲自拟定的。首题是《言必信，行必果》，次题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三题是《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诗题《赋得泉细寒声生夜壑》。

三场九天考下来，走出贡舍的曾国藩已经耗尽了全部心血，就像一个没有了灵魂的影子。

这次，曾国藩总算是没有再让机会溜走，以第三十八名的成绩获得了参加复试的资格。同年四月，曾国藩参加了在正大光明殿举行的复试，成绩一等，获准参加殿试。

所谓殿试，就是那些通过会试的考生们要经历的最后考验，也是最为至关重要的一关。中试者最终能获得一个什么样的功名全在这一关。

殿试的主持者不是别人，而是皇帝本人。考试的主要形式是策问，也就是皇帝随机提出问题，考生依题回答。然后皇帝及主考、副主考等大臣根据考生的表现划分出档次。这个档次就直接关乎考生的命运与前途。

殿试的档次共分三等，也叫三甲。其中一甲三名，身份叫做进士及第，其中考取第一名的称为状元，第二名的叫榜眼，第三名的叫探花。二甲若干名，叫做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叫做赐同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进士出身，只能算是“相当于”进士出身。

曾国藩在殿试中获三甲第四十二名，这个成绩在几百名考生中只能位于中等偏下，因此他获得了“赐同进士出身”。尽管及第，但曾国藩对“赐同进士出身”感到浑身不舒服，这个“出身”也成为他终生不愈的一块心病，特别是到了后来，曾国藩被捧为晚清儒家的精神偶像，文坛宗师，这个“同进士出身”似乎与他的鼎鼎大名不相称，因此也成为曾国藩一生中羞以提及而又永远除不去的一块瑕疵。

注释

[1][2][4][5][6][7][8][11][12][13]《曾国藩全集·年谱》。

[3]《清史稿·卷四零五列传第一九二·曾国藩》。

[9]《曾国藩全集·文集》之《台洲墓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