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郎绍君

我认识韦宾，是在2004年黄宾虹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后来，他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因为课题研究的关系，我们熟识起来。他为人实在，做学问执著，肯在文献上下功夫，也能够提出与思考问题。他本科时学理工，读硕、博和博士后学习与研究美术史。读书写作之余，还能挥毫作画。《宋元画学研究》是他的出站报告，由一系列有关宋元绘画著述与相关理论思想的论文组成。“画学”二字，延续清代以来对这个词的理解，概指关于绘画的学问，而不是指具有美术学校性质的宋代“画学”机构。

《宋元画学研究》收入的系列论文，对宋元画学文献的考证梳理有相当的突破。作者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入的宋元辽金的别集和书画著录为主，参考其他相关材料，对七部宋元画史文献的版本、作者、背景、主张等等作了考校。在四库提要、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阮璞《画学丛证》、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他的考校有新的发掘和更加系统的梳理。韦宾知道，四库全书有不少错讹，并不是“理想的版本”，但他认为四库的收录对整体认识这一时段的士大夫绘画和有关思想有“重要意义”。因此，将它们系统梳理、考校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益州名画录〉非黄休复作考》、《〈圣朝名画评〉纂撰者考》、《〈图画见闻志〉文献考》、《〈宣和画谱〉名出金元说》、《宋元画学文献的剽袭与“言公”问题》等，对这些著名文献的作者、成书时间、材料来源以及转抄问题等等，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求证和见解。薛永年兄在韦宾出站报告答辩会上说，“有些研究纠正了自古以来的错误”，是恰当的评价。作为一家之言，这些考证、判断和提出的问题，还要经过历史的检验，但说它们是继四库馆臣及近代学者宋元画学文献研究而后有价值的新成果，并非过誉之词。

除了文献考校之外，《宋元画学研究》还收入了作者关于宋元画史与画学思想的论文。《宋代王维作品的作伪现象》、《宋元画史中士大夫画家与画工比例》、《宋元士大夫擅长肖像者考略》、《“诗画一律”与士大夫的话语权力》等，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画史问题，这是美术史界较少关注的领域；《墨戏考》、《宋元隐逸文化与画隐》、《幻住的清净身》、《李公麟的佛教信仰与画禅》、《元代复古思潮与绘画》等，对宋元绘画的思想背景、士大夫画的理论根基作了考察与剖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韦宾用“整体观”概括他采取的研究方法。从目录即可知，他的论文涉及文献、文化根源、社会基础、表现形式、绘画思想和个案六个方面，不待说，这需要多方面的功底，多方面知识的支撑，需要把考据与义理、知识和思想的互渗与整合。这固然是一种方法，同时也是一种能力。当代文化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和艺术史学研究，都在向着综合的、跨学科的方向发展，把平面的方法转变为多层次、立体化的方法。当然，单向度的专业研究如文本研究、图像研究等等，仍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兼具两种能力，掌握多种方法，无疑是有益、有力的。

韦宾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疑问和假说。从这些疑问和假说，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研究要有问题，有问题才能研究，这看似平常的道理，并不容易做到，这需要文献上的根底，更需要发现问题、提出假说并进行求证的能力。在韦宾的论文中，关于“诗画一律”说的提出，逸格的演变，宋代王维画的作伪，士夫画与隐逸思想的关系，《益州名画录》的作者是不是黄休复，《宣和画谱》是不是成书于宋代等等，都在文献考校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和看法。一个重要问题的提出，会带出一系列相关问题，如《益州名画录作者考》，除论证几位作者的可能性之外，还涉及到逸格提出的时代环境、逸格观念的演变、人们对这种演变的不同理解等。有了这些问题，就会带动深一层的材料挖掘与相关思考。历史和旧的东西打交道，从旧东西里发现新东西，才是历史的研究；但只有对旧的东西熟悉了，同时有了发现问题、比较联想、思考推断的能力，才可能使问题清明起来，成为学术上的“解决”。

韦宾不擅辞令与交际，但能够守独处静，可以一个人整天坐在电脑前，不被任何外界的热闹干扰。在充满喧嚣，弥漫着浮躁气、江湖气、投机心理和空玄之风的当下学界，能有这样的学术品质与素养，是难能可贵的。

2008年5月2日于南望北顾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