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应邀来冠军论坛作报告，我感到非常荣幸。开始的时候组织者让我讲我自己成功的故事。我想了半天，我个人每天所做的跟各位一样，就是吃饭、工作、睡觉，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是有些成绩的话，无非就是我运气比别人好，同时生活在一个很好的时代，所以才能有一些成就。那些成就我不敢个人居功，所以也没有什么个人的心得体会可以跟各位交流。但是，我想在场的每一位都跟我一样，非常关心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世界的冠军文化。当然，我们在近代落后了，但中国的每个知识分子应该不断地思索：中华文化，这个曾经是冠军的文化，是不是能够再度辉煌起来，又变成一个冠军的文化？所以，从某种角度讲，我的题目跟今天的冠军论坛也是契合的。

我想讲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民族。我们大家知道，就像我刚才讲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文化确实是在同一个时代里最先进、最优秀的文化。长期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一般的看法是：在公元前25年到公元220年，中国是汉朝，是汉唐盛世中的一个盛世；在欧洲，罗马帝国刚刚建立，也是西方文明的鼎盛时期。我们知道，西方罗马帝国经过三百多年，就分成了东罗马和西罗马。西罗马在公元476年灭亡以后，整个欧洲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的黑暗时代。在那个时代有很多小城邦，这些小城邦基本上都是一个个自然经济体，城邦跟城邦之间交往不多。

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里面所讲的推进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分工。分工越细，生产力水平越高。他举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针工厂的例子：如果一个工人把一根针的十个工序从头做到尾，一天能生产的无非是十几根针；要是十个工序分别由十个工人来做，每个人专门负责一个工序，那么十个工人一天能生产几千根针。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分工细当然比较好；可是，分工能细到什么程度是受制于市场规模的。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能力就是修路。如果你今天到欧洲去，还可以看到一些罗马时代所遗留下来的道路的古迹。那时市场的规模大，但变成封建的自然经济以后，市场的交易量大大减小，因为市场就局限在封建贵族所统治的一个很小的自然经济体内。一个很小的自然经济体里面可能就有几千、几万人，顶多十几万人。在那种状况之下，如果分工很细，一天能生产几千根针。但你不能要求每个人每天来买针，所以分工就退化了，生产力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这是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发现的。

而中国从汉朝以后，虽有分分合合，实际上大多数时间还是维持着大一统的局面。因为维持大一统，所以市场的范围就大，分工就细，生产力水平就高；而且在社会上技术的发明主要是以经验为主，而中国人多，工人和农民多，经验也就多，所以中国的技术发明也同样领先于西方社会，像四大发明，被培根（Francis Bacon）认为是“帮助西方社会走出封建时代”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张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在这种分工细、科技水平相对高的状况下，中国曾经有将近一千五百年的时间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是一个历史文化绵延不断的国家。

当然，这种情形在工业革命以后就发生了变化。西方有一位学者叫做奇波拉（Carlo M.Cipolla），他在《欧洲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得出一个结论说：跟中国比较起来，西方处在黑暗时代。公元1000年到1700年的欧洲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而中国是一个发达的工业经济。但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发生以后，西方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百年以后，把西方换成中国，中国换成西方，同样是一个合适的描述：和西方比较起来，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它的后果当然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再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被迫割地、赔款，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挑战。那么，怎样让中国再次复兴起来，这是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之下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我们的先辈曾经努力过，奋斗过，但是都没有成功。

到了五四时期，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的文化导致了中国的落后，所以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不少人主张全盘西化，认为我们只有把西方的文化，包括它的核心价值等移植到中国来，中国这块土地才会有希望。从那时起，抱这种看法的大有人在。

改革开放到今年是30年。在这30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经济确实取得了原来大家没有预想到的快速发展，每年平均达到了9.7%，这确实可以说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年提出的目标是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7.2%，而我们实现的是9.7%。所以在人口这么多、条件这么差的基础之上，能够维持30年这样的发展，确实是不容易的。

这30年来的发展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但作为关心中国文化或中华民族前途的人，我们还是要问：经济的发展是否代表文化的复兴？这是一个问题。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否和现代化相融？是不是必须像过去那样打倒孔家店，中国才会有前途？是否必须全盘西化，我们才能进步？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到中华文化复兴的一个命题。

既然讨论文化和文化的复兴，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什么叫文化。根据《汉语大词典》里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且这种物质财富跟精神财富是可以代代相传的。当然这个定义跟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基础加上层建筑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讨论文化复兴的时候，我个人比较喜欢用的是费孝通的老师、著名文化学者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定义。他把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器物，包括生产工具、战争的工具、武器等等，当然这是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基础。第二个层次是组织的层级。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里，人们把属于器物的东西组织起来生产，形成经济组织，或是进行对内对外交往，形成政治组织。当然人跟人之间还有其他各种组织的方式。第三个层次是价值、伦理的层次。也就是说，这些器物、这些组织，它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它们的社会判断和终极关怀是什么。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任何文化都是这三个层次或这三个因子的有机结合，而且任何一个文化在没有外来冲击的时候，这三个层次实际上会成为一个自恰的整体。

拿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分析。在原始公社里，当时的器物生产工具是石头，组织是公社，价值是公有共享。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三个层次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是自恰的。当时的工具是石器，生产力水平非常的低，你用石头，不用说是打老虎，打狮子，就是要打一头野猪，都不容易啊。在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的状况下，人跟野兽在斗争的时候，经常会打不过野兽，因为它跑得比你快，它的肌肉比你强壮。那么在那种状况之下就形成一个公社。市场是有规模经济的，如果要出去打猎，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这样打到猎物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那时的价值是公有共享的，这跟生产力水平很低有关系。这个公社里面一群人出去打猎，今天打到了，而另外一群人出去没打到。猎物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没办法保存的，即使不吃的话也不能储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今天打到了猎物，但是不知道明天能不能还打到猎物。那么这种状况之下最好就是公有共享：当你打到猎物的时候，你分给别人；当别人打到猎物的时候，你有同样的权利去分享他的猎物。这实际上是通过规避风险、相互协作来争取大家相处的最大可能性。所以，在当时那么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所形成的组织形态跟它的价值理念其实是自恰的。当然，随着工具的改进，从石头到铜器、铁器，生产方式从游猎变成农耕，生产变成可以预计的。

我们常讲，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只要在春天的时候努力干农活，到秋天的时候就会有收获，而且收获以后可以储藏。在这种状况之下，组织形态也发生了改变。过去的组织形态是公社，后来慢慢就变成了家庭。在公社的阶段，你出去打猎回来以后大家共享，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讲，难免就会出现一些偷奸耍滑的人，每次出去打猎的时候不好好干，回来的时候却跟大家共享。那如果变成家庭生产的话，每个人为自己负责，你努力就多得，这样就有利于提高大家的积极性，为自己负责。而且价值也跟着改变，过去是共享，现在变成私有了。以家庭为单位且财产变成私有，使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我春天夏天的时候努力，秋天就有收获，而且我可以再努力一点，在丰年的时候多收一点，天灾人祸的时候就可以靠我的储藏渡过难关。当然那时候的生产力水平跟现在比较起来是很低的，所以在上层建筑中有一些新的比较复杂的安排，比如说它有氏族，有血缘的联系。在同一个氏族里面，虽然每一家都是私有的，但是在有血缘的亲戚之间还是有相互帮助的义务。而且在农耕社会里，要解决灌溉问题，在家庭、氏族之上还会有国家来满足灌溉、水利等的需要。所以，在一个长久存在的文化实体里面，它的生产力水平、组织跟价值是一个自洽的整体。

当我们了解了文化跟文化的内涵以后，要谈中华文化的复兴。所谓复兴，就是承认我们现在是一个落后的文化。而什么是先进的文化？这是必须先回答的问题。我们要讲文化的复兴，也必须解释什么是绵延不断的文化。如果不是一个绵延不断的文化，那就无所谓复兴不复兴；如果一切都是重新开始的话，哪有什么复兴？所以，我们就必须了解：什么是先进的文化？什么是落后的文化？什么是绵延不断的文化？

首先，什么是先进的文化？我想，说一个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实际上是相互比较而言的。我前面谈到，在前现代社会，也就是工业革命以前，在将近1600年的时间里，中国是一个先进的文化；而在工业革命以后，我们则变成一个落后的文化。那先进与落后到底是以什么为标准来比较的呢？两个文化相碰撞、相冲突的时候，会在我前面讲的三个层次上表现出差异来。比如说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在我们所看到的器物这个层次上，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西方是一个工业化的社会，我们还用弓箭、长矛，西方已经是铁甲船、大炮。在组织层面，从政治上来讲，我们还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而西方不是民主共和就是君主立宪。从价值层面来讲，中国绵延不断的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而西方则是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这三个方面确实都不一样。

当这三个方面确实都不一样的时候，先进与落后指的又是什么呢？从上层建筑来看的话，能不能把两国分出高低呢？我想从最上层的核心价值体系来看，确实很难分出高低，比如说像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共享与农耕社会里面的私有，到底哪个好？各有利弊。真正能够比出高低的，应该是在经济基础下面的器物的层次，也就是生产工具、战争的工具等等。比如说，以两次鸦片战争为例，中国还在用大刀长矛鸟铳，而西方已经是洋枪大炮。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以四千左右的兵力使清朝十几万军队疲于奔命，屡战屡败。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两万人打进北京城，把圆明园都烧了。那么，洋枪大炮跟大刀长矛的效力水平差距到底有多大呢？英法联军一共两万人左右，英国一万两千人，法国八千人，投入战争的大概就是五千人，而清朝的一个猛将僧格林沁所率领的军队有三万五千人。但是战争的结果是，清军死亡过半，死了将近两万人，北京城失守。为什么？不仅仅是武器不如人家，军队的综合素质也相距甚远。

生产工具也是一样，当我们还在用耕牛的时候，发达的国家已经在用拖拉机。耕牛跟拖拉机的差别是：一个农民如果用耕牛进行生产，除了养活自己之外，再顶多养活不到一个人；如果用拖拉机的话，一个农民的生产，不仅能养活自己，还可以养活数十个人。所以我们在比较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时，真正比较的是经济基础。这就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

第二，什么是绵延不断的文化？为什么中国人和外国人都称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绵延不断文化的民族？当我们讲一个民族的文化绵延不断的时候，当然是指有些民族的文化消失了，比如说埃及、罗马、希腊、巴比伦。这些也都曾经是世界闻名的古国，现在住在那些地方的人，有不少确实也是七千年前、五千年前或是三千年前那个文明鼎盛时期的人的后裔。但是我们说它们的文化消失了。到底消失的是什么？同时我们讲中国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化，那么这绵延的文化又指的是什么？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如果说中国有一个绵延不断的文化，她的经济基础到底有没有变化？经济基础确实不断在变。比如说中国曾经有四大发明，这是生产工具上的变化。在这之前，地球上没有火药，没有指南针，没有印刷术，没有纸张。这些发明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而且，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公认在宋朝的时候，在公元960年到1279年这段时间，曾经有一个技术发展相对快速的时期，有些学者还把它称作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这样讲起来的话，绵延不断的文化绝对不是说你的经济基础不变。经济基础确实是在不断变化。

那从组织的层面来看，到底有没有变化？也在变。我们一般讲儒家的文化，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及以后代代相传。但在周朝的时候，经济组织是井田制。井田制实际上是很接近于农奴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因为中央的公田是贵族的，旁边的农民要负责帮他们耕田，作为对于封建主的一种义务。这与欧洲黑暗时代的封建制度是非常接近的。但是从秦朝开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从汉朝以后，劳动力也可以自由流动。到明朝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萌芽期，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拿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讲，山西长治县有煤有铁，所以铁的冶炼非常发达，农具生产也非常发达。根据学者的研究，当时长治县生产的农具就达到七十万套，远销东北亚的朝鲜，东南亚的越南、泰国等地。想一想，要生产七十万套农具要多少工厂，工厂要雇多少工人？所以那时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确实已经出现，经济组织的方式是发生了变化的。从政治组织来看也是变化的。周朝的时候是封建社会，但是到秦朝，设立了中央集权，汉朝以后一直继承这种方式，中国就一直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经济基础在变化，经济和政治的组织方式也都在跟着相应变化。那么，真正绵延不断的到底是什么呢？我想，绵延不断的无非就是以儒家的“仁”为核心价值的伦理体系。可以说，从文王周公以后，这个“仁”一直是中国社会是非判断的标准。“仁”是什么呢？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定义。比如说从自己的心出发，把别人当作是你的一部分。我们说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脸，这是我的头发。为什么你说这些是“我的”？因为你能感觉到它，所以它是你的。但用儒家的话来说，我们的心不仅能感觉到自己，我们还能感觉到别人，即所谓感同身受。我们看到汶川大地震中死了那么多人，那些人我们不认得，他们不是我们的亲戚，也不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的内心一样经受煎熬，这就是所谓“仁”，不忍之心。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别人的灾难，你会感受到像是自己的灾难一样；你要避免灾难，还要帮助别人避免灾难；你想自己有成就，你也希望别人有成就；你所不喜欢的，希望别人不要加在你身上，所以你也不把这些加在别人身上。

人类社会不断发生变化。西方社会由原来以封建地主和农奴为主的经济，变成现在的工业化大生产，政治上由君主专制转变成现在的民主共和，这些都变了。为什么我们还称它为西方文化？不变的是什么呢？西方文化一直坚持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价值，这个没有变。而我们绵延不断的中华文化，其实指的就是以儒家的“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这个内涵几千年一直保持下来。

根据这样的理解，要谈中国文化的复兴，我想是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在经济基础方面，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不是能够支撑起经济基础，也就是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组织层面上，不管是经济的或者政治的组织，能不能跟经济基础所需要的规模相适应？第三，在核心价值方面，在经济基础不断强化的过程当中，在这个社会政治组织变化的过程当中，这个核心价值还能不能保持，能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自动调节体系？

我想要回答的无非是这三个问题。从经济基础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力是很大的。固然改革开放这30年我们已经有每年9.7%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技术、从产业水平不断提升的角度看，经济增长的潜力应该还很大，还可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我在许多场合讲过这个观点，中国完全有可能再继续保持二三十年像现在这样每年9.7%的经济增长速度，当然这里边讲的是可能性。长期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可以看到，决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技术的发明和创新。以西方为例，现在多数学者认为，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前的一两千年里，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均收入增长的速度是0.05%。它的含义是什么？要14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工业革命以后，人均收入增长的速度，第一个一百年是平均每年1%，以后这一百多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2%。1%是什么含义？每7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2%是什么含义？每35年人均收入翻一番。为什么会从工业革命以前的每1400年人均收入才翻一番变成工业革命以后的每70年到现在的每35年人均收入翻一番？关键就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和创新的速度加快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加快。而中国还是继续用工业革命以前的以经验为主的方式来从事生产活动，这样我们才会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从领先于西方、领先于世界一下子变成落后于西方、落后于世界。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在技术上不断创新。但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发达国家站在全世界技术的最前沿，它的技术创新等于技术发展，而技术发明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同时成功的概率又非常小。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有一个技术差距。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加速技术创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善于利用与发达国家的这个技术差距，实际上就有一个“火花”优势，因为你可以参考，可以借鉴，可以消化、吸收和创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赶上发达国家或者大幅度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东亚经济体，实际上都是比较好地利用了这个“火花”优势而达到目的的。而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明显地表现出这个趋势。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也是比较好地利用了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参考、借鉴、引进新的技术，才取得了过去这30年的快速发展。

问题在于我们已经用了30年，还有多大的潜力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看我们现在的水平有多高。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中国现在的水平大约等于日本在1960年的水平，韩国在1970年的水平，这有大量的指标可以作为依据。日本从1960年到1987年只用了27年的时间，人均收入就赶上了美国。我个人认为，中国当然不可能那么乐观。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水平，尤其是我们2000年的工业水平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那么到2030年，中国人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美国的20%应该是不算乐观的估计。如果说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20%，它的含义就是从2000年开始到2030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好等于我们改革开放这3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870美元，当年美国是34000美元，我们只有它的2.5%。如果我们能从2.5%用30年的时间变成20%，就要乘以8；乘以8的话，就代表我们人均收入每年的增长速度要比美国每年的增长速度高7.2个百分点；而美国长期以来是2%，7.2%加2%就是9.2%；如果还加上人口增长率（我们的人口增长率现在是6‰，慢慢可能会降到5‰），即0.5%就是9.7%。

到2030年，我们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20%，这应该不是太难。而且如果我们真能够维持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还是9%左右，那么除了由于技术发明、技术创新的“火花”优势所带来的实际增长之外，人民币也会升值。日本从1960年到1987年赶上美国，除了由于技术不断创新带来的经济的实际增长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日元从1960年的360日元到1987年变成140日元兑1美元。同样的情形，人民币当然也会升值。中国人口大约是美国的5倍，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的话，即使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0%，我们的经济实体和经济总量也跟美国相当。如果人民币在升值，可能达到美国的30%，或是40%，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到2030年的时候，很可能就是美国的1.5倍，甚至是2倍，这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到那时候中国当然就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市场了。所以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看，应该是相当乐观的。

在组织方面，我想大家现在认为最好的经济组织就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讲，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确实是比较有效率的。发达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能否为中国文化所包容？

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在西方还处于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拥有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了。我们很熟悉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之争。范蠡帮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以后，他明白一个道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所以，他就辞官带着西施去过好日子去了。他辞官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就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一个人要在很短的时间聚集大量的财富，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靠投机。

当时范蠡就把今天大家还在用的投机原则都归纳出来了。他讲到投机的时候要“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一个东西非常贵的时候，要赶快把它抛出去，像把家里面的脏东西都往外扫一样；当一个东西很便宜的时候，你要尽量往里买，就像珠宝一样，储备越多越好。当然一般人正好都相反，像现在股票价格很高6000点的时候舍不得抛，而跌到3000点的时候觉得太便宜了，赶快卖。这是一般人。而范蠡不仅是把投机的原则进行归纳，还总结了怎么判断它是贵还是便宜，以及什么时候变贵，什么时候变便宜。他说，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它是多还是少，能反映贵跟贱，少的话就是贵，多的话就是贱。

这是什么体系呀？这就是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定价的体系。肯定是市场经济对不对？而且，当时的生产方式其实就是根据市场价格生产，因为他当时讲，“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一个东西很贵以后，为什么它就会变得很便宜呢？你可以想当时是怎样来生产的？当一个东西很贵的时候，一定很多人去生产，供给增加了它才会变得很便宜。然后他说，贱下极则反贵。一个东西很便宜，又会变得很贵，为什么呢？一个东西很便宜，大家就不去生产了，供给就少了，它就会变得很贵了。这些经验是2300多年前总结出来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情形。

各位可以看出，当时实际上就是一个相当完善的市场经济，而且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统一的市场经济。因此，范蠡才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里，三次聚集起大量的财富。当然，他遵守的还是后来儒家的原则，赚了钱不是为自己。他三聚其财，三散之，拿那些钱去帮助贫穷的人。

中国自秦朝以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到明朝，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一个市场的雇佣关系。有很多人讲资本主义萌芽怎么没有变成资本主义啊？我想这不是儒家文化的原因，这是我们没有从以经验为主的技术变迁变成以科学和实用为主的技术变迁的原因。由于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慢，资本就很难不断深化，因此资本主义的关系也就不能够不断深化。经济上就是这样，中国文化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融的。

在政治上，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政治参与的要求确实会越来越强烈。中国文化自古以来讲的是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跟西方必须用革命的方式才能够导致政治民主权利的增加不同。中国文化的内因里面就已经有允许老百姓越来越多地参与的思想与理念。所以我相信，政治体系也应该有能力不断跟上经济基础的提升，然后与之相适应。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旧邦新命”，这是不是像有人所讲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后的，是妨碍中国发展的呢？我认为并非如此。儒家文化之所以被认为是保守落后的，可能跟孔子的述而不作有关。实际上，孔子所讲述的是周礼，而周礼本身就不断在创新。《易经》里所讲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思是说，周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是它的天命、它的社会组织、它的政治组织本身是不断在创新的。而孔子之所以述而不作，实际上是托古改制。一个封建社会的人，要去推动实现一个理想的政治社会体系，你讲的多于我讲的谁能接受它呢？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述而不作，然后托古改制。实际上这种行为的内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在变动，不断地与时代相适应的。孔子被称为圣人，被称为识时务者，为什么？实际上指的就是他在各种状况之下，都能表现得恰到好处；在不同的状况之下，他的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如果孔子活到今天，他的行为方式跟他在两千多年前的行为方式绝不会是一样的，否则他就不是识时务者。所以，孔子并不是顽固的，保守的，落后的。

从孔子以后，中国的历代圣贤固然对于儒家所讲的核心价值原则基本上都是接受的。但是在不同的时代里，他们的主张、他们的表现方式是不断在变化的。比如说孟子，按照文天祥的归纳，“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孟子讲的是“义”。“仁”跟“义”之间当然有联系。“仁”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义”以什么为标准？当然是以“仁”作为标准，行为必须跟“仁”的要求一致。但是孟子更强调一种主动积极的参与，认为如果一件事情我该做，即使全社会的人都反对，我也要勇往直前。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比较积极的入世心态呢？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是更混乱的时代，所以他有更大的社会参与的责任。

大家知道，尽管宋明理学受到印度传来的佛学的冲击，朱熹等理学家们同样是坚持儒家所讲的“仁”。比如“民胞物与”，强调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所有的事物我都有份。因此，理学给原有的儒学传统引入了一些新的东西。具体是什么东西？它讲一些修养的方法，所以把《大学》跟《中庸》这种修养的方法取出来，和《论语》《孟子》一并称为“四学”。佛学有一套修炼的功夫，而儒家没有，因此儒学在竞争当中就会落后。但是以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吸收了佛学有益的方法论的部分，同时也把佛学改造成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比如说佛学在西方、在印度、在泰国、在斯里兰卡，重视的是小乘。小乘是什么？是追求自我解脱。到中国以后变成大乘佛教，讲的是普度众生。普度众生不就是儒家的“仁”吗？我要好，我也希望每个人都好，所以它就把儒家的核心价值移植到佛学里面去了，使之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到了明朝的时候，王阳明讲心学，心学最大的表现是格物致知。怎么来理解？朱熹讲是即物穷理，从每一件事情中去探究它背后的理是什么。王阳明讲的是致良知。的确，所有的理都在你的心。当然这要回归到人，因为我们是用心来感知世界，来判断我们的社会。但是，这是反映生产力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思想解放的需要。所以，这一两千年这个核心价值体系本身确实有它不变的东西，但是它表现的方式、侧重点、修养的方法确实是不断地在进步；而这种进步在“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现代化中表现出来，它是有能力跟市场经济体系、跟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融合的，它并没有妨碍社会进步。“亚洲四小龙”，我想所有的经济学者和文化学者都公认它们是儒家文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以儒家的“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是有办法跟现代的市场经济体系、跟现代化的大工业大生产以及民主诉求相结合的。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许多人担心这个核心价值会不会消失。如果核心价值消失，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即使我们还有参与权，那我们也变成了不同的人、不同文化体系的人。就像今天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即使土地是相同的，从血缘来看人还是他祖先的后代，但从文化来看，已经不一样了。核心价值会不会消失？应该说消失不容易。这些价值取向怎么来的？实际上，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而且是每个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的。

中国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三岁时的行为、表现和价值取向已经固定，到七岁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内化了。民族的核心价值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除非我们把中国人全部送到外国去，一生出来以后就被外国人领养，在那边上幼儿园，上小学，读大学，也许会变；要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由中国的父母抚养，从小在家里，从你的亲戚、朋友那里，你就学了这套价值体系。所以才会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不容易变并不代表不能变，如果真的不变的话，那我们就不会说埃及是个消失的文明，也不会说罗马文化、两河流域文化是消失的文明。因此不容易变也可能变。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它的核心价值体系，那这样的一个民族就跟另外一个民族没有什么差异了。所以，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在追求民族复兴的过程当中，为社会的物质进步，为社会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组织的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还要非常清醒地去宣传、去实践几千年来代代相传下来的中华文明。我相信，随着我们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我们社会经济政治体系的现代化，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复兴。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一定能保留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核心价值。到了那一天，中国的文化就会变成一个冠军的文化。

强势文化指的是什么文化？很难简单地从它的价值里面来辨别它是好还是坏。我不能说我们这种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就绝对比别的价值观好，但它是我们所特有的，有很多可取之处。有了这样的一个胸怀，我们所处的社会将更加和谐。

强势文化指的是什么？强势文化指的无非就是经济基础好。今天大家都非常担心美国文化的侵略，是不是？这是中国人的担心，也是欧洲人的担心。但是就在一百年前，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文化沙漠。为什么一百年间，它核心的那部分没有变化，却由文化沙漠变为大家公认的强势文化？无非是经济基础好。所以，我们必须努力，推动经济的发展，推动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现代化。即使这样，我们还要努力，争取自己文化的核心价值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到那时，我们今天的讲坛所追求的冠军这个奖杯就会有机会回到我们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