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

《左传》是“《春秋》三传”中最具有持续影响力的一部。

《春秋》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极大影响的先秦儒家经典，相传为孔子所修订。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简史，也是最早的私家所著的历史著作。《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开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依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的次序，共记载了242年间的历史事件。内容以鲁国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春秋》的编年记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宏观地审视历史流变的依据，客观上也反映出作者历史演变的史学观念。同时，孔子作《春秋》也是为了坚持西周制度，反对诸侯为政，匡救时弊，惩恶劝善，行文用字蕴含褒贬，史称“《春秋》笔法”。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春秋》经文隐晦难晓，所以又有了“解经”的“《春秋》三传”，这就是《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到了东汉前期，“三传”上升为“经”书，之后，成为儒家经典著作“十三经”中的重要著作。

《左传》全书约十八万字，其记事也是始于鲁隐公元年，而结束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比《春秋》多13年。作为“《春秋》三传”之一，《左传》受到了后人最多的关注。其作者、成书年代从古至今一直是史学界考论的热点，其与《春秋》的关系更是一个热议了两千年的重要问题。东汉两次大规模的今古文之争，其中心问题就是《左传》是不是解《春秋》，清末刘逢禄、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等也为此各抒己见。当代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将《左传》解释《春秋》概括为五种方法，此后对此问题为论争似乎渐渐平息，但近些年又有人提出《史记》中所说孔子作的《春秋》实际就是《左传》，引起了新的论争，《春秋》与《左传》关系问题的讨论又重起波澜。因此，可以说《左传》与《公羊传》、《穀梁传》的时冷时热不同，它一直是史学界的研究中心之一。

《左传》本身的史学和文学价值一直得到了古今学人的推崇。对于其史学价值，钱穆先生说：“《左传》是一部史学上更进一步的编年史，孔子《春秋》只是开拓者，《左传》才是编年史的正式完成。”（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春秋三传》）它的记载既记春秋史实，又包含了大量古代典章史料，是春秋文化百科全书，了解春秋时代不得不读的经典。它是中国第一部建立了健全的编年体制的编年体史书，是先秦史学成就的集大成者，它标志着历史记载萌芽期、发展期的结束，开启了以《史记》为标志的历史记载的成熟期。其综合性、整体性的史学观一直为优秀史学家所推崇；其点、线、面相结合，在反映历史全貌时注重突出当时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做法也一直是史家的榜样。《左传》的文学价值同样不可忽视，其典雅、浑朴而细致、传神的文风成为后世作家汲之不尽的源泉。它的文章叙述完整，文笔严密，创造了许多精彩的篇章和富有魅力的文学语言；它善于生动细致地刻画人物的动作和内心活动，以表现不同的人物性格，创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如春秋五霸、子产、叔向、楚灵王等；它善于用委曲尽致、谨严而分明的笔调来叙述战争，把复杂的战争描绘得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它的应对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有力，许多记述辞令的篇章，成为脍炙人口的佳构。正因为如此，《左传》成为先秦时期最优秀的叙事散文著作，对于后代叙事散文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然而这样一部重要元典的大众普及性却并不是很高，主要原因就是其文字比较古奥难懂。为此，中华书局推出《左传》的“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版，采用左面原文，右面白话文译文的形式，让广大读者能更方便地读懂《左传》。原文以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的《春秋左传正义》原文为底本，参考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有的原文依杨注亦有所校正；译文采用中华书局“中华古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左传》中郭丹先生的译文，根据“文白对照”的特点进行了一些调整。译文部分的调整主要在人名的译法上。由于《左传》称人有时称名，有时称字，有时称官职，有时又用封地代称，经常出现同一个人不同称法的情况，这给读者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对此，我们的译文主要采取两种处理方式：第一，同一段落或相近几个段落上下文出现不同称呼，选用常见的一种，其他的加括号注明；2、以谥号相称的，在一个事件中，第一次出现时在谥号后加名字，之后随文翻译。总之是希望帮助读者理清人物在事件中的行动和作用。另外，对于一些人物关系、礼仪形式、特殊名物，如果不加解释读者就读不懂，所以我们也在不影响阅读的前提下，在译文中适当简略说明。

希望这部“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左传》能引领读者领略纷繁精彩的春秋时代，同时以古鉴今，对当前文化与现实有更深一步的思索与考量，实现阅读经典的真正目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