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同学们：晚上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关于晋商的交流，过去我去过晋商的大院很多次，仅平遥就去过6次，而且也带同学去考察过，前后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有快30天。晋商的研究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2005年我到韩国外国语大学教学一年，将原来的文稿整理出来一本书，叫做《成败晋商》，今天我就把书中的一部分内容拿来和大家交流。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发展，人们对传统的文化，尤其是传统的商业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中国传统的商帮里面，晋商是最强的，最显赫的，也是走的地方最远、最多的，难怪人们对晋商会更有兴趣。中国的企业现在正逐步地走向国际化，实际上在1840年以前，中国的某些企业已经相当程度地国际化了。比如说，晋商的曹氏集团（曹家大院）在它的全盛时期，员工有三万多人，分号有七百多个，在七个国家有分公司，比如它在俄国、蒙古、印度、朝鲜等国家都有分公司、办事处之类的机构。1840年以后，在西方物美价廉产品的强烈攻势下，我们的产品没有办法跟人家抗衡，只能一步步地被赶回国内。毕竟人家经历了工业革命，产品更加物美价廉，我们没有办法与其竞争，因此走向衰败是必然的。现在我国的企业是在综合国力提高以后，又重新走出去。前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其实要真说当时大国的崛起，应该把东亚的强国——中国算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在东亚地区非常强大，西方能打败以印度为代表的许多东方国家，却始终打不破中国的大门，就是因为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大。大家可能会说清王朝丧权辱国，丢了那么多的土地，这当然有道理，但是大家还应该认识到，如果没有清王朝，我们可能连现在的这些土地也保不住。正是在清王朝时期，蒙古、东北、台湾、新疆、西藏地区完整地成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像过去那样中央间接控制边疆地区，而是由中央直接派官员进行管理。中国政府直接管辖的国土也从明朝长城以南的六百多万平方公里，一下子扩延到一千三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当然鸦片战争后俄罗斯趁火打劫，清王朝国力衰弱，难以兼顾海防和边防，丢了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于是剩下了现在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留下的这些恰好是我们现在重点开发重化工业的地方，中央现在要开发西部，振兴东北，不就是要开发新疆、西藏、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这些地方吗？我们正是站在当前中国进行西部大开发、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的高度，来研究明清商帮的兴衰的。

在传统商帮之中，为什么晋商做得最大？我的主要观点是，没有国际化，中国的传统商帮绝不会有那么大的发展，但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又会给传统商帮构成很大的威胁或者彻底将其瓦解，这促进了内地商帮的衰落和沿海商帮的崛起，不然为什么晋商、徽商相继被江浙商人所取代呢？这是有其内在根据的。

下面我先给同学们讲一下传统商帮的崛起。

没有全球化，没有国际化，就没有中国传统十大商帮的崛起。正是因为国外强烈的需求，才带动了国内的生产，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生产大国，世界制造大国，尤其是奢侈品的制造大国。例如，茶叶、陶瓷、丝绸等，最初都是作为昂贵的奢侈品看待的，后来才转变为日用消费品。所以，中国能成为世界奢侈品的制造大国，很大程度上是与国外市场强大需求的带动息息相关的。换言之，正是世界范围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经济开始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并受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1820年以前，中国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显然，没有综合国力的增长，就不会出现十大商帮，就不会出现“乔家大院”的传奇。当时中国是怎样跟国外做生意的呢？一是跟东南亚贸易，二是跟拉美贸易，三是跟欧洲贸易。由于欧洲人已经到达世界各地，主宰了当地的贸易，因此说到底中国是在跟欧洲进行贸易。1820年以前，在与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与欧洲的贸易中，中国产品以物美价廉的优势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茶叶、丝绸、瓷器和土布更成为出口的大宗。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来到了中国，不仅带来了中国的价格革命，使白银成为中国基本的货币单位，而且使中国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富豪，出现了十大商帮，其中最为瞩目者是晋商、徽商、广东商人、浙江商人等。这些富豪的产生均与国际贸易有关。广东商人不用说了，他们是直接在广州与国外开展贸易的；晋商主要在恰克图与俄罗斯商人开展贸易；徽商则将产品运往广州，与欧洲商人开展贸易。众所周知，中国的白银储藏量并不大，除云南盛产白银外，其他地方产银量并不大，但是我们看“乔家大院”中那么多的白花花的银子是从哪里来的？都是出口换来的。西方需要我们的产品，我们则不太需要西方的产品。为什么呢？其时，西方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走向了更大范围、更深入程度的商品经济；而我们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农业还更多地处在自给自足的阶段，农产品的剩余不多，哪有钱去购买他们的产品，因此更多的是西方购买我们中国的产品。既然如此，他们拿什么作为等价的交换物呢？唯有白银。中国是缺银国，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需要大量的等价交换物，正因为如此，拉丁美洲的白银才源源不断地到了中国。张居正的货币改革是不是全国要以白银作为货币单位？官员的俸禄也要用白银来发放。白银哪里来的？源源不断从西方来的。

中国有哪十大商帮呢？广东商人；福建商人；浙江有一个宁波帮，还有一个龙游帮；江苏太湖流域有个洞庭帮；山东商帮，山东商人分两部分，一部分在运河流域，另一部分在沿海地区跟东北、上海等做生意；江西商帮；陕西商帮；晋商，还有徽商。当然，十大商帮之外还有很多中小商帮，其中有一个在现在很有名气，这就是行进在云贵高原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他们也从事国际贸易，主要是跟印度等南亚地区做生意。

那么，说中国1820年以前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三分之一的根据在哪里呢？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在公元元年，中国GDP占到世界总量的26.2%，仅次于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公元1500年中国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公元1820年中国GDP占到了世界总量的32.9%，远高于欧洲国家的总和。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时的世界GDP总量，按1990年时的国际美元来计算，中国为2286亿美元，为世界第一，英国为362.3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印度为1114.17亿美元，法国为384.34亿美元，中国占当时世界GDP总量的32.9%，英国是5.2%，印度是16%，法国是5.5%，中国比印法英三国总和26.7%还多。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则强调指出，1500到1800年“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是以中国人为中心的”。因为“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贸易都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

明了上述事实，就可以明白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了。随着鸦片贸易的增长，白花花的银子又从中国流出去了，中国再次变成缺银国，于是，清政府宣布禁止鸦片贸易，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遂有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虽然学者们在具体的统计数字上还有微小的分歧，但都认为至少在1820年以前，中国是世界制造大国，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正因为如此，中国才能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竞争优势，抵御西方商业势力从海上、陆上等各方面的进攻，从而保持了长时间安定的社会环境，显然，这对以晋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的形成很有促进作用。然而，长期的领先地位也让统治者滋生出骄狂自大的情绪，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自闭于世界之外，这又使得中国在科学技术、军事实力等方面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百年内，中国多次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和破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原因正在于此。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也是失败之母。优势是好事，但优势也能让人骄傲，让人不思进取，让人的安全感太强。

尽管明清时期中国的GDP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但就人均GDP来看，则远不如西方国家。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市场的内需不足，加上人口众多，劳动力价格便宜，不用在技术上进步就足可以满足需要，因此没有动力在技术上创新。直到今天中国人在技术上的投入也是不多的，因为劳动力便宜。例如，1500年英国的人均GDP为714美元，1600年为974美元，1700年为1250美元，1820年为1707美元，同一时期法国的人均GDP依次为727美元、841美元、986美元、1230美元，中国的则为500美元、520美元、570美元、669美元。不能说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均GDP没有增长，而是说增长的速度比较慢，远不如英法等西方国家增长得快。人均GDP不高以及长期的缓慢增长，说明国内消费能力不高，这是不利于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的，是号称世界制造大国的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大清王朝后来被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所打败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随着大清王朝彻底向西方开放，随着晋商赖以成功的官商结合的垄断被打破，晋商衰败的命运也由此开始。

既然依靠现有的生产体制就可以获利，人们自然没有动力在技术上进行投资。工业革命说到底是工具革命。人们所以有动力在工具上投资，是因为市场需求很大，尽管劳动力价格已经上升了很多，但在现有的生产技术下仍难以满足市场的要求，只能依靠技术的进步。在工具上日积月累进步的结果，就爆发了以工具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的全貌，也彻底拉开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使中国从世界制造大国变成了进口大国，西方则从进口大国变成了世界制造大国，这就是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

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当时全球范围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如何实现的？换言之，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出现全球范围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我认为，其原因在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源泉来自于农业的发展。正是中世纪后期农业革命的爆发，剩余的增多，才有了交换，且交换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地区交换走向国内交换，走向国际交换。对中国来说，农业革命差不多是从宋朝开始的，对西方而言呢，则从公元十一二世纪开始。

当时全球范围，尤其是亚欧大陆范围内的农业革命是如何实现的呢？第一个原因是传统农业的发展。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日积月累的进步，量变到质变的不断转化，总会产生出一个突变；再一个，交通通讯的进步带来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不说别的，蒙古帝国横跨亚欧大陆，这本身就促进了亚欧的交流。当然，在当时亚欧大陆的交流中，主要是我们的物品、文化出口到西方去，而我们从西方得到的并不多。西方正是在大量学习东方的基础上，再加上自身的优势，最后才逐渐地超过了东方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1800年以前中国凭什么在世界市场上一枝独秀，1800年以后中国为什么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开始下降？我前面讲1820年，现在讲1800年这都是计算的不同。总体上来说在这之前中国明显超过西方，从此之后开始急剧衰落，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无疑，是西方的后发优势造成的。我们现在常讲后发优势，当时的西方相对于东方来说，也是后发优势。那么，当时西方的后发优势突出表现在哪里呢？随着大量从东方引进技术，随着东方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传到了西方，西方爆发了农业革命。在这之前，西方的农田是如何耕种的呢？非常粗放。打个比方来讲，好比一个家庭拥有一百亩土地，他把它分成三份，先种其中的三十多亩，另外的六十多亩干什么呢？让它长草然后烧掉当成肥料使用。今年先种这三十多亩，明年再种另外三十多亩，后年再种最后的三十多亩，总的原则是种一年休息两年。显然，依靠这种极其粗放式的耕作技术不可能养活更多的人口。中国在春秋后期就开始了集约的农业经济生产，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施肥提高地力，通过今年种水稻明年种玉米后年再种花生的方式来休整地力，这样，我们的一块土地能做到年年耕种，单位面积的土地产量岂不是就大大提高了？农业经济的发达使中国能够养育数量众多的人口，人口的压力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促使采用更先进的耕作技术，更密集的集约生产方式。无疑，正是农业经济的发达，使得中国成为古代世界最为发达的文明和区域经济体。当然，生活的富足、安逸，也使得中国人很少到外地冒险，都是外国人来到中国淘金，而且来了就不愿意回去。原因很简单，此间乐，不思蜀。既然已经到了天堂，干吗还要再回去呢？

然而，当西方学到了东方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再加上自身优越的自然条件——地多人少，它的后发优势就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仍然是以前的一百亩土地，现在只种其中的三十多亩，剩下的六十多亩用来干什么？一部分种果树，提高生活质量；另一部分抛荒让其长草，长草之后自然就发展起畜牧业。畜牧业发展起来后，羊毛多了怎么办？发展毛纺织业。而没有毛纺织业，就没有后来的英国圈地运动。圈地运动是由什么引起的？毛纺工业发展引发羊毛价格上涨，种地不如牧羊合算，于是出现土地由分散走向集中的圈地运动。畜牧业发展起来后，牛奶喝不完，牛肉、羊肉吃不完怎么办？对外出售。当时西方之所以大量需要东方的胡椒、香料，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对吃不完的牛肉、羊肉进行保鲜、保存的需要。毕竟只有解决了食物的保鲜问题，才能开展远距离的交易。因此，在中世纪的后期，西方商品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就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西方才出现了民族国家的崛起——要求以统一的国内市场来打破封建贵族的地方保护主义，才发生了意识形态的变革——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才出现了改变人类面貌的工业革命。不仅如此，这时西方的社会结构也出现了重大改变，在传统的地主农民的阶级外，又出现了强大的商人阶级和依托商人阶级的劳动阶级。

另外，人少地多的环境除了与农业的不发达有关外，与欧洲的文化传统也不无关系。自古以来，欧洲就不强调人口的数量，从古希腊起注重的就是人口与环境的协调。古希腊的地理环境有什么特点？山多。山多在很大程度上能阻止外界敌人的入侵，这样每一个独立单位的城邦就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它没有动力成立一个更大规模的国家，因此我们只说希腊联邦而不说希腊国家。由于安全得到了相当的保障，人口肯定增长较快，这样就会跟有限的资源发生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重要的方法是移民或是殖民。但是移民和殖民的成本很高，怎么办？只能限制人口的增长。大家看，古希腊、古罗马都根据财产来确定公民的选举资格，没达到一定财产资格的人是不能当兵，不能做官的。为什么？当兵得自己准备各种作战用具。做官呢？万一国家的财政出现问题，势必要以官员的私人财产来垫充，这种情况一直到近代都没有改变，因为西方的选举权是与财产资格相联系的。基督教产生后，基督教堂根本就不给达不到一定财产资格的人举行婚礼，这样就出现了很多老光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有婚育的需求，于是出现了情人制度作补充，这就是西方的情况：人不多，加上生产上有发展，剩余自然要多，这样就为更大范围内的交换，为商品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打下了基础，这就是西方的后发优势——人少地多的环境。

中国呢？随着农业生产技术向外广泛传播，使得西方和中国的差距逐渐缩小。另外中国社会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小农经济结构。小农经济的家庭有强烈的增长人口的动力，因为小农家庭规模小，万一家庭的壮劳动力——丈夫外出打仗阵亡了怎么办？伤残了怎么办？小农经济有强烈的扩大家庭规模的动力，这就是多生育孩子，墨子为此强烈要求改变传统的婚姻制度。当时，中国的婚姻制度是男二十、女二十必须结婚，墨子主张男二十、女十五必须结婚，不然要少生多少孩子！人口多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地价一定贵。梁启超、孙中山都对这个问题做过探讨，他们认为就拥有的土地数量来看，“中国的地主连西方的贫农都赶不上。”因为西方的贫农都拥有很多的土地，这是与他们的人少地多，地价便宜，容易发展起家庭农场分不开的。我们地少人多，地价自然很贵。中国的地主多拥有几十、上百亩土地，拥有几百亩、几千亩土地的情况不是没有，但不普遍，而西方的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可能拥有几百亩乃至几千亩土地。人口众多，地价高昂的情况给中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尽管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村发生了分化，但即使这样，地主也很难将土地连成片，扩大成为农场，毕竟地价太高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之所以会发生土地由分散走向集中的圈地运动，这与他们人口少地价低的环境是分不开的。我们的地价这么高，你说怎么买得起？直到现在，房地产商还特别害怕拒绝搬迁的“钉子户”，你就可以想象得到要将土地连成一片该有多么艰难！

因而，尽管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商业在明清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十大商帮，诞生了中国式的商业革命；尽管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变化中，产生了许多脱离土地以商品交换为业的商人和流民，即使是农业也越来越发展成商品农业，越来越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中国的土地结构毕竟没有发生像英国圈地运动那样剧烈的变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占上风，这意味着中国本土的需求虽然在增加，但没有欧洲增加得快。其实，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外国市场需求的增加而不是内需的增加，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增长的基础是不牢固的，它不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基础上，因此一旦遇上外国需求的下降，国民经济的大厦就很容易倒塌。

具体来讲，在当时东西方的贸易当中，由于西方对中国产品需求强烈而中国对西方产品需求很弱，西方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这使得西方的白银大量到了中国，在改善中国白银供需状况的同时，也使得西方在18世纪后期由于拉美银矿的衰竭而陷入“白银荒”。以致后来许多西方国家退出了与中国贸易的行列，只剩下英国、荷兰、美国等少数国家继续与中国贸易。为了弥补对华贸易的亏空，英国走上了罪恶的对华鸦片贸易的道路。从有关史料来看，英国人也明白这样做是不对的，他们之所以走上这条道路，是因为他们太依赖中国的产品：喝惯了中国的茶，不喝不行。但是白银没有了，拿产品交换，中国又不需要，怎么办？孟子曰：“无恒产者无恒心，有恒产者有恒心”，英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了罪恶的鸦片贸易的道路的，它用了大概七八十年的时间使鸦片在中国由奢侈品变成了日用消费品。

鸦片在唐代的时候就有，当时是作为麻醉品，作为药物来使用的，是一般人不可能用到的奢侈品。但随着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富豪，中国成为当时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这是鸦片在不长的时间内由奢侈品变为日用消费品的重要原因。鸦片贸易使中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又回到了西方，使得西方又有钱继续购买我们的东西了。但是白银的外流，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政府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能不限制鸦片的贸易，这样就构成了鸦片战争爆发的前提条件。

在通过鸦片贸易改变亏空的同时，西方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工业产品价格更低廉，质量更牢靠，具有了打进中国市场的可能，并最终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替代了中国的手工产品，引起了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重大转变。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变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西方变成了绝对的制造大国，我们不得不大量进口其产品。所以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被迫扩大开放的大门，这就意味着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破坏和社会冲突的扩大。为了国家的安全和政权的巩固，中国于19世纪60年代后开始了主动向西方学习的进程，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发生。鸦片战争的爆发还意味着中国国家战略重点的转变，原来的重点在西部，在北方，现在变成了东南海疆，这导致国家投资需求方向的改变，当大量的资本从西部转向东南地区时，东南地区想不富裕都不可能。经济学的乘数原理告诉我们，需求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对经济的带动是很大的，它造成了西北地区经济的没落，也造成了东南地区市场的繁荣。商帮的发展一定需要市场做保证，没有市场就无法生存。内地商人的衰落和沿海商人的崛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经济史的知识还告诉我们，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发展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哥伦布为什么要探索新大陆？根本原因就是在亚欧的贸易中，东方一直是顺差，而欧洲一直是逆差，随着欧洲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流到东方，欧洲的白银、黄金矿藏衰竭了，无法继续跟东方进行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寻找通往据说是“遍地是黄金”的东方的商路，地理大发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还有近代史上很多的悲剧，如德国为什么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日本为什么那么富有扩张性，都与内需不足，特别依赖外部需求的增加分不开。这两个国家都是经过了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即农民通过赎买地主的土地才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的，改革保存了很多封建制度的残余，农民收入中的绝大部分给了地主，所剩不多，导致内需不足，而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又强，不得不依赖世界市场。英法两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修改了原来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提高关税、限制进口，这影响了新兴国家的利益。既然和平的方式不能解决矛盾，只好通过战争的途径来解决，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爆发的。

当前中韩贸易冲突是怎么发生的？也与这个问题有关。在中韩贸易中，中国是大量的逆差，韩国则是大量的顺差，我们当然要求韩国开放大门。和韩国相比，中国最有优势的产业是农业，所以要求韩国开放农产品的大门，但是对于韩国来说，一旦开放，国内的农业就要受到很大的冲击。在我们中国，吃顿普通的饭，就说面条吧，不过五六块钱，多了也不过七八元钱，而在韩国吃一顿普通的饭，没有四千到五千韩币（折合成人民币差不多是三十二到四十元人民币）是吃不了一顿饭的。假如我们的农产品真的到了韩国，韩国的农产品价格肯定要下降一半，这样他们的农民就遭殃了，而农民又构成了他们国家各种政治选举的基础，因此必须要保护农民的利益。但作为中国来讲呢，既然我对你的逆差太多了，你必须买我们的东西，不然我就不买你的东西。假如在过去这又会构成战争的条件，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世界各种经济组织，人们可以通过和平的途径来解决问题。中韩贸易中的各种冲突，比如泡菜风波、大蒜风波等，都是这么发生的。以大蒜风波为例，韩国禁止我们的大蒜出口，为了保护蒜农的利益，我们则限制它的化工产品和手提电话进口。这下韩国人受不了了，因为中国全年出口到韩国的大蒜不超过一千万美元，而在中国制裁它的前四个月内它的损失已经达到六千万美元。人人都会算账，明白哪个合算哪个不合算，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不能光顾蒜农，于是又向中国开放大门，这就是国际贸易在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作用。

我们再来看传统商帮崛起的国内大背景，将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角度来阐述。

先讲“天时”的影响。“天时”指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唐中期均田制瓦解以后，允许土地买卖，宋代又宣布“不抑兼并”，土地竞争的激烈有助于个体小农经济的自由发展，有利于地主阶层这个大农经济的发展。因为大农更具规模，更能抵御天灾人祸的打击。农业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剩余增多，提高了民众的购买能力，这样商品经济就发展起来。本来在唐中期以前，中国政府对土地的买卖是加以相当的限制的。为什么呢？失去土地的农民无以为生，家破人亡，社会还不乱？但唐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生产发展了，人民的购买力增强了，失去土地的人们可以到城市从事工商业为生。在这种社会对土地买卖的限制逐步宽松的情况下，宋代宣布“不抑兼并”，能买就买，自由发展。农业的进步必然带来工商业的繁荣，所以唐代时，中国的商业还有几点开门几点关门的限制，到了宋代已经没有了，全部开放，有早市，有夜市，甚至出现了二十四小时的“不夜城”——鬼市。

农业的进步，商业的发达，使政府看到了孕育在民间商人中的力量，于是出现了公用事业民营化的趋势。具体来说，就是政府放弃既拥有山川资源的所有权，又拥有经营权的国营经济运营模式，而利用民间商人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传统的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盐业和冶铁业领域。这是因为小农经济离不开铁和食盐。在生产力还不发达，交通、通讯落后的情况下，这两项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业如果完全交由商人来经营，那么，商人重利的天性，再加上当时商业竞争并不激烈的形势，一定会使得很多地方得不到生产和生活必需的铁制工具和食盐，这样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好亲自来干，当然得到的收入也全归国家。国有经济的好处是壮大国家的财力，坏处是服务落后、官员腐败、效率低下。到了唐中期，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商人力量的强大，国家决心依靠商人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于是遂有刘晏的盐政改革——原来由国家亲自运营的盐业现在开始动员商人来干。另外，商人力量的强大，还使得万一他在和政府签定合同时，可以拿巨大的家产做抵押，即万一不能如期完成任务，可拿巨大的家产做垫赔，这也是政府敢放心让其经营的原因。中国的官商结合就是从唐中期以后开始的，在这之前是谈不上官商结合的，而是官打击商，官瞧不起商，因此，官商结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

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国家在长城边关地带驻扎了大量的军队，他们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怎么解决？以前是国家亲自来管，结果成本太高，引起民众的反对，从宋朝以后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商人的力量来干这件事情。具体来说，谁能把粮草运到边关，国家就给他一个合适的市场交换价格——食盐。食盐是民众须臾不能或缺的产品，需求很稳定，且需求弹性高，即价格低了不多吃盐，价格高了也不少吃盐。这意味着，商人拿了食盐到别处去卖，可以获得交易别的产品根本无法获得的高利润，商人当然很高兴。

其实，像利用商人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这类事情，在宋代的很多领域都出现过。比如，王安石就改变了服徭役的制度安排，颁布了《募役法》。过去每个家庭都要有人服徭役，王安石宣布不愿去服徭役的可以出钱，国家拿了钱后再去雇别人服徭役。有人愿意服徭役，有人愿意出钱，这正是商品经济的发达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啊！正是有了公用事业的民营化，才有了晋商、徽商等的崛起。晋商的崛起与什么有关？与明初的“开中令”有关。当时长城边关长期驻扎近百万大军，他们的吃饭，穿衣问题最初是政府亲自来管，由于引起民众的反对，后交由商人来干，交换价格是适量的食盐。晋商就是靠着食盐的贩卖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然后逐渐向别的领域投资发展起来的。

另外，从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来讲，则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最初是国家既有山川资源的所有权又有经营权，这就是国营经济，其优点是出于对社会利益的关心而不计较一段时间利益的得失，缺点是成本太高。后来随着商人力量的增强，国家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商人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这就是官商结合。换言之，国家只拥有山川资源的所有权，而将经营权交给民间，其优点是调动官民两个方面的力量发展经济，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缺点是容易出现官商勾结，产生腐败。毕竟官商结合有好的结合，也有坏的结合，而且好的结合很容易走向不好的结合。特别是民间力量增长了，原来只有一到两个人能干的项目，现在好多人能干了，在这种几个人争夺一个项目的情况下，主管官员的权力大大增加，这样就容易产生腐败。第三种管理经济的方式，就是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政府把资源的所有权交给民间，使民间既有所有权又有经营权。官商结合发展经济在西方叫重商主义，亚当·斯密主义就是经济的自由化，使政府退出经济的主战场。换言之，从国家拥有所有权，民间拥有经营权的官商结合，向经济自由主义方向转化，即国家退出经济的主战场，使民间商人既拥有山川资源的所有权又拥有经营权。我们现在的《物权法》正在向这样的方向转化，这就是历史的大趋势。

下面再来谈谈“地利”与晋商的崛起。为什么明清十大商帮中，晋商最先发展起来？这是靠近游牧民族的地利优势所导致的。

从历史上看，中原王朝不断和北方的游牧民族发生冲突，也可以说，游牧民族屡屡南下掠夺中原的农耕民族，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交换难以进行。游牧民族生产方式单一，特别需要汉民族丰富的农产品。但是有两个原因使得双方交换难以进行：第一，明清以前，中原地区的生产力也不发达，剩余也不多，没有能力和游牧民族进行交换；第二，游牧民族的产品并不为农耕民族所需要。汉民的粮食便于分割，便于保存，而游牧民族的牛、羊却不容易保存，并且需要花很多的精力、钱财来喂养它们。在中原农耕民族不愿和游牧民族进行交换的情况下，游牧民族为了满足需求，便选择通过战争来进行“抢掠”。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抢掠”是其基本性格，不丢人的，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一个只长草不长庄稼的地方，你说他们的生存环境有多么脆弱？一旦气温持续地下降两到三度以上，水结冰，草木无以生长，牛羊成群成群地死亡，人们在无以为生的情况下，有动力南下。所以说要明白中国，在我看来，必须要明白长城，必须要明白蒙古大草原。当然了，游牧民族也不是老南下，一般在什么时间南下呢？温度持续下降的时候南下。唐中期之后，中国气候变化的基本特点是偏冷，元以后尤甚。刘昭民在《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一书中写道，根据气象资料表明，中国5000年来出现过四个气候寒冷期，其最低温度大体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公元1100—1200年，以及公元1700年左右。这和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的观点是一致的。公元前1000年是西周中后期，公元400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1200年是契丹、女真、蒙古人连续南下的时间，公元1700年是满洲人入主关内的时间，这几个时间段是游牧民族南下动力最强的时期，其中从唐中期到晚清灭亡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就占了两个。他们南下，我们自然要抵御，但抵御不了，因为他们为生存而战，动力特别强。万般无奈之下，中原的民众也不得不南下，这样倒好，反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流域开发出来了。到后来大陆没地方跑了，就漂洋过海，跑到南洋，现在的客家人就是由中原南下的汉民组成的。

当然，一旦把南方开发出来，中原王朝又有了解决游牧民族问题的坚实的经济基础。明代在长城边关一带驻扎了百万大军，这么多人的吃喝拉撒睡问题是怎么解决的？由于南方经济已经开发出来，依靠南粮北运的大运河，依靠官商结合的形式硬是确保了百万大军的粮草供应，有效地抵御了游牧民族的进攻。到了清代，西北边疆问题更是依靠中原强大的经济基础最终解决。第一，随着内地经济的发达和购买力的增强，中原的民众也有能力吃牛羊肉，也有能力购买裘皮大衣了。换言之，游牧民族的产品我们也需要了。第二，产品的保鲜技术进步了，为远距离贸易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大家看《乔家大院》里面，有从蒙古大草原赶着几千头牛羊马往中原贩运的场面，假若不能成功地解决牛羊马的路途安全问题，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产品的保鲜问题，远距离贸易的开展是不可能的。这样就把游牧民族的生存问题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干嘛要选择南下打仗的道路呢？第三，游牧民族一旦发生灾荒，没有能力和我们进行正常的交换怎么办？清政府则依靠强大的经济基础，对游牧民族免费救济，这样就赢得了游牧民族的心。清政府就是通过上述这些经济的办法，最后解决了游牧民族问题的。此外，清政府还针对一旦边疆发生灾荒，游牧民族内部往往为了争夺资源互相打来打去的现象，将蒙古大草原划分成若干个牧场，归属不同的部群经营，相互之间不允许跨界放牧，现在内蒙古的旗、盟等单位都是这么出现的，其好处是既实现了蒙古草原的稳定，又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管理。这样一来，游牧民族再也形不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中央，危害中国两千多年的北方边患问题在清康雍乾年间彻底解决。然而，社会生活就是这样地充满着矛盾，边患解决了，海患又来了，真是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不过这是后话，要等到鸦片战争爆发，传统商帮衰败时再来细细讲解。

在笔者看来，欲了解中国，必须要了解运河。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中心基本在长城沿线。为什么？这里是抵御游牧民族侵掠的国防前线。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京都建在长城附近的，如长安、北京，国势都比较强大。凡是京都建在黄河流域的，如开封、洛阳，往往是经济发达、文化发达，因为这里远离国防前线，人们感受不到战争的危机，自然强调发展经济，因而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凡是京都建在南京、杭州一带的，往往为偏安政权，很快腐败，最后被北方的政权赶到大海里去。从历史来看，自古灭中原王朝只有一条路，这就是打了华北打西北，打了西北打西南，依靠大迂回作战的方式，最终把中原政权赶到大海里去。元灭宋、清灭明、毛泽东消灭蒋介石，走的都是这条路，这是由中国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环境的特点决定的。

随着宋元以来南方经济的开发，经济重心南方，政治中心北方的地理格局就形成了，运河的作用就是在于作为南北方运输的大动脉，将南方的物品运到北方，这样一来直接促进了晋商徽商的崛起，也促进了长江流域和沿海一带的商人的崛起和发展。毕竟统治重心在哪里，统治者就更了解哪里，就更重视哪里。政治重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区域格局使得南方经济的发展更容易被忽视，南方的要求更容易被忽视，这造成了历史上的南北对立。表现在解放后就是北京与上海的对立，这一对立一直到90年代还很严重，当时有部很著名的电视剧叫《渴望》，就明显反映了这种南北的对立。《渴望》里面有个男主角叫王沪生，上海的报纸反问说，为什么叫王沪生而不叫王京生呢——歧视上海。里面也确实有一些贬低上海人的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南北方的对立？南方商品经济发达，北方自然经济发达，双方互相看不上。直到20世纪末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政策的带动，北方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北方人民开始能够理解南方人民了，觉得人家那叫精打细算会过日子，自己这叫粗放式经营，到这个时候南北的对立才逐渐地消失。

“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区域格局的形成，对中国明清以来的经济影响很大，毕竟哪里是政治中心，哪里就是发展的重点，这就要求南方的货品必须要运到北方。明清政府所以实行海禁，就是因为要优先保证北方的货品供应，就不能使南方的东西自由地跟海外交换。毕竟一段时期国家的重点只有一个，要发展东南，西北的发展就一定受到限制。反之，国家要发展西北，东南的发展则一定受到限制。这就是明清海禁出现的理由。

在这种“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南方的货物必须借助于大运河运到北方的区域格局下，晋商的崛起与长城有关，徽商的崛起则与运河有关，徽商就是靠着南物北运、南粮北运发展起来的。江西商帮怎么起来的？在将南方的货物运到北方的过程中，依靠长江及其支流发展起来。对于江苏洞庭商帮来说，运河和长江帮了他们的大忙。浙江龙游商帮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依靠近海、长江及其支流发展起来的。大家看，十大商帮的分布范围，或者靠海，或者靠江，至于别的地方是很难发展得像他们这么大的，因为没有前者那种条件。

至于“人和”优势与传统商帮的崛起，则不能不谈到儒家文化的作用。上述地区由于开发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以致造成人与土地的矛盾十分突出。封建经济的发达造成了许多过剩人口，说明封建生产方式已无力解决人和资源的这种矛盾冲突。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突破封建生产方式的限制，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方式发展，即在单位土地上生产更多的产品以养活更多的人口。现在有种说法，认为晋商和徽商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当地资源少，人口多，换言之，因为贫穷才不得不经商的。其实正好相反，这些地方在历史上都是发展很早的地方，正是因为经济发展充分，才能养活这么多的人口。一旦人口多了，土地不够用了，才不得不向另外的方向转移。也就是说，恰恰是封建经济的发展、发达，造就了其剩余人口的增多，以致于不得不率先改变生产方式。这正如“非典”这种“富贵”病最先从广东爆发，并不说明它的落后，反而正说明它的先进一样。另外，不是说人多就一定能发展起商品经济。河南在明朝时期人口已经很多，人口密度远超过山西，却没有发展起来，因为它在其他方面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远不如山西，这就是“地利”因素的作用。明清时期，凡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没有不出现移民潮现象的，移民的好处就在于原居地和新居地之间搭建起联系的桥梁。比如说，闯关东带动了山东商人的发达，下南洋带动了广东、福建商人的发达，至于徽商的发达也与大范围的移民很有关系。

经济的发达还造成文化的发达，儒家思想在这几个地方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正因为人们能自觉运用“仁义”的原则来协调其在争夺资源中的冲突，从而达成双方都比较满意的协定，才使得商业交换能够长期地进行下去。在我看来，儒家思想和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最为接近，为什么呢？儒家强调“仁义道德”，“仁者爱人”，“义者，宜也”。不仅要爱人，要懂得对民众让利，还要爱得合适，即让利让得合适。换言之，爱得多了不行，爱得少了也不行。爱多了不行，因为自己得的不多，自然不开心，另外爱多了别人还害怕；当然，爱少了也不行，别人得的不多，自然也不高兴。这就要求爱得合适。把这个关于爱的合适的具体内容规定下来，就构成了合同和制度，这就是“礼”。毕竟资源是有限的，而人追求财富的欲望是无限的，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克制自己过分的追求财富的欲望。为什么在明清期间儒家思想特别普及？原因就在于当时商品经济发达，人们追名逐利的行为公开化，这带来了社会矛盾的突出，儒家思想就是因为在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有突出的功效才在社会中广泛普及的，儒家思想普及的标志就是关公文化的出现，关公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忠义”的化身。

明清期间的中国正经历着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其时人和人之间的流动性增强，构成一个相对的浑水摸鱼的环境。由于犯错误的成本低，人们有动力犯错误，在这种情况下相互交换的社会成员之间如何达成协议，如何执行合同呢？唯有强调“义”。再者，商品要做到物美价廉就必须扩大规模，而扩大规模就遇到一个管理成本提高的问题，在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组织里面，这一问题更加严重。试问，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是不是陌生人？这不是三个股东的合作吗？三个陌生人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始终保持密切的关系，方法之一是经常联系，加强沟通；方法之二就是强调忠义，关公就是忠义的化身。他做事有分寸，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忠于职守，始终心向刘备，尽管曹操对其百般威胁利诱，但始终不为心动。最初的关公形象是一手拿大刀，一手拿书，那叫文武双全，后来把书拿掉了，因为商人害怕“输”，所以后来的关公形象只拿大刀而不拿着书了。

明清时期的中国，有一个词特别流行，这就是“朋友”，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指的就是陌生人之间关系的处理。其时，还有一个词特别流行，这就是开会的“会”。家庭之间的聚集不叫“会”，陌生人之间的聚集才叫“会”，于是“庙会”、“赶会”、“约会”等词汇都产生了。试想，不开会怎么能相互了解，怎么达成协议并促使人们执行协议呢？还有，当时文化的发达带动了戏曲产业的发达，山西梆子的出现即与晋商有关，京剧的出现则与徽商有关。当时，各地的地方剧团很多，有的大商号还养着不止一个剧团，剧团演出剧目多多，但核心是讲忠和义，即着重于人和人之间各种利益矛盾关系的处理。当时的关公庙遍及全国，以至于村村有关帝庙，县县有文庙（孔子庙）的地步，关公在百姓心目中的影响、地位甚至超过了孔子。和高大的关公庙相比，孔庙则显得比较矮小，这与人们的心理需求有关。尽管关公形象是孔子忠义思想的化身，但孔子太高大了，以至于到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程度，而关公的形象则很具体，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这就是人们普遍喜爱关公的原因。像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关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天下人几乎无人不知。在我看来，关公最大特点就是讲仁义，曹操对我好我想办法回报，但决不背叛刘备，于是才有了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故事。大家看，关公做事多有分寸。“仁者爱人”，这是一个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态度问题；“义者，宜也”，这是一个处理人和人之间利益矛盾关系的能力问题。所以，商人一定要读书，不读书怎么能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最后，让我们探讨一下传统商帮的衰败。

传统商帮为什么会衰败？根本的原因是商品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导致。科学技术的发达，交通、通讯的进步，轮船、铁路、公路的崛起，使以帆船、马车、骆驼为交通工具的传统商帮的竞争优势大大降低，晋商原来成功的一套现在变成包袱了。先进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出现，使沿海成为连接中国内地市场和海外市场的桥梁，沿海商人替代内地商人的基础由此而奠定。过去晋商的市场广大，一边连内地，一边连欧陆，这是因为当时亚欧大陆间的贸易主要通过陆路展开，毕竟海上的运输成本太高了。但是随着海上交通技术的发达，轮船吨位量的增大，海运成本不仅能够降下来，而且比过去安全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海运替代陆运就成为时代的大趋势，沿海商人替代内地商人的基础也由此而奠定。对于晋商而言，随着昔日连接欧洲和亚洲桥梁的交通地位的下降，晋商由此失去了内陆和欧洲两个庞大的市场，国内商帮老大的地位自然要动摇。

关于传统商帮衰败的过程，首先是国内市场的丢失。全球化是在没有统一权威的支配下自然形成的，因而战争不断，内乱不断，这对沿海商人、国外商人来讲是促进其发展的力量，而对于内地商人来讲则是毁灭其存在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内地商人的市场主要在广大的内地，一旦爆发战争自然对他们的打击很大。对于沿海商人来说呢，由于其市场主要在沿海，因此战争的爆发对他们打击不大。不仅如此，战争的爆发还意味着外国人在华势力范围的扩大，也意味着与外国商人紧密结合的沿海商人势力的扩大。毕竟外国商人不了解中国，他们需要沿海商人作为他们的贸易中介，这就使得西方人走到哪里，沿海商人的势力就扩大到哪里。其次，掌握了先进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的沿海商人逐渐取得了对内地商人的绝对竞争优势，他们随着外国势力的扩张不断深入内地，蚕食内地商人的市场，市场自然也越做越大。毕竟外国商人和沿海商人在列强的通商口岸受到治外法权的庇护，投资环境好，战争的炮火很难打进来；晋商、徽商则相反，投资环境日趋恶劣，到处是战争的炮火。上海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里是外国人的势力范围，战争打不到那里去。就算太平天国的势力再强大，也不敢打上海，因为那是外国人的势力范围。还有，沿海商人的投资条件也远好于内地商人，因为他可以和外国商人合资，一旦合了资那就是外资背景啊，税收自然少。内地商人呢，税收则要多得多。因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外国势力的侵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造成了民众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使得中国内地的战争连绵不断。为了镇压各地的民众起义，巩固政权，政府不得不加重对民众税收的征发，到处设立关卡，厘金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台的，这对于以贩运为业的商人打击甚大，对于从事长途贩运的晋商、徽商商人打击尤其大。另外，捐输对商人资产的积累，影响也特别大。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清廷为了镇压农民起义，除加重税收的征发外，还希望商人积极捐输。政府的逻辑是：过去国家太平，你们赚钱；现在国家有难，难道不该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吗？然而，在捐输的问题上，沿海商人就可以相当程度上避免，因为他们有外资背景，政府不敢硬找他们要，这样只能多找内地商人要了。另外，沿海商人普遍与国内先进的政治势力——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以及民国政府相结合，这是因为政府要在东南沿海地区开发，进行洋务运动，不得不依靠沿海商人，这样沿海商人不自觉地就与政府中最先进的政治力量结合起来。而内地商人，尤其是晋商则跟清朝的王公贵族势力相结合，最后在革命中被毁灭。这是因为他们的市场主要在内地，这样自然要跟传统经济力量的代表——清政府的王公贵族结合。

第二，国外市场的丢失。外国商人和沿海商人的市场，是经过了工业革命后政权稳定、经济发展的欧美国家，而昔日在内地从事外贸的晋商所依托的国外市场，则是没经历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不稳定的东欧国家（主要是俄罗斯），这些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内乱、革命，对晋商不啻是毁灭性的打击。落后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就不能不开放，而无论是被动的开放还是主动的开放，都是最终纳入到全球商品经济发展的行列中去的。而只要对外开放，只要允许国外物美价廉的产品进入内地，对本国传统的、与外国产生竞争的经济结构就是毁灭性的打击，这就会引起这些国家的内乱甚至革命。近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太平天国起义，出现义和团运动，就是因为被动的对外开放，结果外国的商品潮水般涌进来，把我们传统的经济结构全给破坏了，老百姓无以为生，还不造反？太平天国在哪儿造的反？广西。作为出身于广东的革命领袖洪秀全干嘛跑到广西造反？原来广西金田附近有条繁荣的商路，西方人到来后，传统的商路被新的商路替代了，这里的人流离失所、活不下去，于是造反。义和团运动发生在哪里？运河流域的山东、河北一带，原来这里是中国非常繁华的地段，自从海运替代河运以后，这里变得一片萧条。俄罗斯、蒙古这些落后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也经过了类似的磨难。其中，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爆发，实行国有化；1924年蒙古的独立并实行国有化，对于晋商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为什么俄罗斯、蒙古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会实行国有化？这与马克思的理论有关，更与战争和经济危机有关。要想在经济危机中生存下来，非得实行规模化的组织和运营不可，这样才能提高抗危机的能力。马克思的理论，尤其是其中的计划经济理论正是出于以全社会的规模来克服危机的需要而产生的，自有其道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泥虾，最终一个行业形成几个大企业，大企业内部讲计划，大企业之间讲计划，计划经济不就实现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最不堪忍受经济危机打击的落后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要实行国有化的原因。

落后国家在走向现代化道路上的一系列革命使晋商备受打击。先是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接着俄罗斯、朝鲜、蒙古等地也发生了革命。不仅如此，不受统一权威支配的全球化意味着战争，这样还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不大，因为策源地和主战场都在欧洲，中国的民族工业反而因外国势力的暂时退出而获得了大发展的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场在中国，对中国的民族经济打击最大，对晋商更是最后的致命打击。辛亥革命后，晋商有名气的大企业集团只剩下四个，这就是现在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乔氏集团（乔家大院）、曹氏集团（曹家大院）、渠氏集团（渠家大院）以及大盛魁，其他的全在辛亥革命一役中全军覆没了。

在硕果仅剩的四大企业集团中，乔氏集团，曹氏集团是最后衰败的，大盛魁则是衰败得最快的。原因就在于乔氏集团，曹氏集团的主要市场是西北和东北，而革命、战争在这里爆发得最晚，这是他们得以保住其市场的原因，不过抗战爆发仍然给这两家企业沉重的甚至是最后的致命一击，因为抗战的主要战场就在东北，西北。至于资金积累最为雄厚、员工关系最为融洽的大盛魁何以衰败得最快，主要是因为大盛魁靠蒙俄市场起家，随着蒙俄市场的丢失，大盛魁只剩下内蒙古、新疆等市场，元气大伤。不仅如此，俄国、蒙古的国有化使得大盛魁在当地的资产全部被充公，这严重影响了它的资本结构构成。为了堵塞漏洞，还清欠债，不得不赶紧开发新产品，而寄予厚望的新产品——电灯，其市场前景远不像当初想象得那么乐观。这是因为当时电灯的市场太小，尤其是西北的市场更小，谁需要啊？花钱很多，收益很小；旧市场丢失了，新市场没有开发出来，大盛魁不得不倒闭。至于渠氏集团（渠家大院）并不是因经营不善倒掉的，而是在20世纪30年代主动关门的。为什么要关门？感到市场的风险太大，再干下去会亏得更大，还不如早早撤退。当然这与晋商的股份结构也有关。晋商是实行员工股份的，随着员工工作年限的增加，员工的股份越来越多，这样就使得老板的股份越来越少。当然，这体现了老板心胸宽得很，但公司股份的减小，又要承担最后的风险，这样就会出现一旦风险太大财东便倾向于撤资的现象。渠家不过是最先撤资的老板而已，其他像乔家大院、曹家大院，也是看形势不妙主动撤资的。这说明，员工股份和老板股份应保持着一个平衡的局面才好，过分偏向哪一边都会出问题的。

现在让我们谈谈晋商衰败的具体过程。从行业上来讲，首先是盐业衰败，继则茶业衰败，最后是票号业衰败。衰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垄断被打破。原来的边疆市场及海外的东欧市场都被晋商所垄断，为什么它能垄断呢？第一，它更能满足政府的战略目标。例如，明代在为长城边关的百万大军提供粮草的过程中，谁有巨大的资金优势？晋商。再如，清政府在不能不开发蒙古市场，又担心影响蒙古地区的社会安定时，它更相信谁？晋商。另外，在征服边疆民族分裂分子的过程中，又是谁在源源不断地提供后勤？晋商。第二，晋商有长期在边关和边军、游牧民族长期经商的经验，更了解蒙古民族的文化，更了解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当时晋商长途贩运为什么要有龙票呢？特殊通行证。拿了这个“尚方宝剑”，地方官员都要对你负责，因为这是在为国家服务。当时的乡土主义比现在的地方保护主义还厉害，晋商替国家办事，拿了特殊通行证——龙票，就可一路通行无阻，这就是垄断——别人干不了，他能干，市场自然全部都是他的。

可是后来呢？俄罗斯商人从西北陆地来到中华内陆，打破了晋商对内地茶叶的垄断。过去俄罗斯商人只能在恰克图边关跟晋商贸易，可是现在俄罗斯人也可以进入内地直接与中国商人贸易，晋商对茶叶的垄断由此被打破，不得不参与到更加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去，但是又没有办法竞争过人家，毕竟人家采用的是西方工业革命后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茶叶垄断被打破的同时，晋商票号的垄断在新式银行出现以后也被打破。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大家思考：西方工业革命的发生意味着什么？官商结合的垄断被打破，整个社会生活出现了重商主义向经济自由主义的转化，由国家垄断、国家统制经济向经济自由主义方向的转化，这带来了竞争的激烈化，是导致晋商走向衰败的根本性原因。

以盐业为例。过去经济不发达，民间商人力量不强，只有少数的大商人有能力从事这样投资巨大的行业，可是随着经济的发达，普通的民间商人有能力也有动力从事盐业的生产和销售，这样晋商、徽商对盐业的垄断不能不被打破。当然，这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的，非一蹴而就。由于盐业的利润高而稳定，国家有难时自然先想到它。给国家上缴得多了，盐的成本和价格就高，于是出现老百姓买不起盐，食盐走私增多的现象，这样势必引发国家对盐政的改革。为了在盐政改革中占据上风，盐商有动力大把花钱，这又会引起食盐成本的上升，成本高了不能不加价，于是食盐走私更严重，为此国家又要对盐政进行新一轮的改革。为了保证改革对自己有利，盐商又要行贿，这样食盐价格更高，走私更为严重。最后国家实在找不到别的更好的办法，干脆让民间参与竞争吧。它规定：只要能给国家交一定数量的钱，都可以参与食盐的经营，这样就打破了盐商的垄断。毕竟，只有垄断才能得到最大的垄断利润，不管你是长期的垄断还是一段时间的垄断。当然，我们的社会大力提倡创新，其实创新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垄断，“新”相对于“旧”来讲不就是垄断吗！我先干，你后干，我就争取了一段时间的垄断地位，就会获得一段时间的最大的垄断利益。即使别人后来模仿了，该行业也是一个差别垄断，照样可以取得一个差别利益。直到干的人越来越多，该行业才转变成完全竞争状态，到这时挣钱才会变得越来越难。晋商盐业的衰败就是这种打破垄断的结果。

从商号的规模来看，先是大商号衰败，继则中等商号衰败，最后是小商号衰败。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衰败顺序？因为大商号从事长途贸易，厘金税的征收导致远距离贸易的关卡太多，收费太重，自然对大商号的打击最大。当然，厘金税的征收对中等商号和小商号也有打击，但远不如对大商号的打击大。而一旦有了铁路和公路，从事地区间贸易的中等商号也就完蛋了，因为依靠骆驼、马车等传统交通的晋商是无法与拥有火车、汽车等先进交通工具的新式商人竞争的。到后来，随着新式商人越来越深入穷乡僻壤，小商号也干不下去了。事实上，到新中国建立时，晋商已经接近于全军覆没。1956年公私合营时，剩存的晋商积极响应。因为他们已经疲惫不堪，与其无劳地拼争，还不如挣一份实实在在的工资稳妥些。

从地区市场来看，先是南方市场衰败。毕竟这里最先对外开放，引发的社会矛盾最多，太平天国起义就是从这里爆发的。继则北方市场衰败。随着西方商业势力越来越从沿海深入到内地，越来越从南方发展到北方，这里的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义和团运动就是在北方地区爆发的。再则国外市场衰败。随着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这些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多，先是俄罗斯革命，接着是蒙古革命，彻底断送了晋商海外市场的命运。最后则是西北、东北等边疆市场衰败，因为日本侵华战争波及到东北、华北和西北。当时有这么一句非常形象的形容晚期晋商的话：晋商就像一头被围困的野兽，跑到哪儿，哪儿就爆炸。换言之，前边发生战争，我赶紧退到后方；但是刚退到这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这里也发生战争，于是赶紧往别处跑，结果刚跑过去，那里也发生战争。总之，四面八方的战争都在等待着晋商，晋商真的是无路可逃，只能是全军覆没。

最后，谈谈山西经济的未来。

我认为山西经济的未来一片大好。好在哪里？商品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给山西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试想，没有沿海工商业的发达，就不可能把西部带动起来。中国地势的特点是西高东低，沿海地区作为传统的农业发达区域，剩余产品多，带来了轻工业发达。随着中国加入WTO，轻工产品的市场越来越大，由此带来了对原材料、能源需求的巨大增长。能源、原材料的价格高了，资本自然愿意流向这里。中国地势西高东低的特点，意味着能源、原材料最丰富的地方是西部。党中央为什么要实行西部大开发？为什么要振兴东北？为什么要宣布中部崛起？这都是要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的产物。从全球范围内各国的竞争角度来看，政府好比是企业法人，也要追求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而山西恰恰在这方面拥有最有利的优势：煤、铁、铜、铝等有色金属储量丰富，无疑这是一个发展重化工业最为合适的区域。历史上的山西经济就是靠着这个自然资源的优势发展的，这些丰富的资源可谓是大自然对山西人民最丰厚的赏赐。明清时期的晋商之所以能够崛起，是因为他掌握着市场普遍需要的大宗产品：盐、铁、煤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时市场需要的东西它都有。不仅如此，这些产品中的大多数还是不允许民间自由经营的特权产品，如茶、食盐和铁等，别人不能干我能干，而且市场又非常大，我不发财谁发财？除了这些地下资源以外，山西还有丰富的地上资源——过去是桑蚕、棉花等，现在则是旅游和特色农业，而这恰恰是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民在新时期所最需要的，这就叫“风水轮流转，明天到我家”。人要发财，机会来了想不发都不可能，钱往口袋里猛塞（笑）。机会没来你想发都不可能——“天时”没到。

在未来山西崛起的过程中，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长期经商的关系，山西人的数字意识相当发达，国共两党里面搞财政的官员主要来自什么地方？山西。山西人会算账。试想，经营了几百年的商业，难道还不会算帐？此外，中央的政策改变了，现在提倡“西部大开发”，把能兵巧将都调到山西来了。目前山西省的省长是谁？于幼军，从经济发达、善于运作大资本的深圳调过来的。由此可见中央是多么重视山西发展的前景。

在山西经济崛起的过程中，需要注意那些问题呢？一是地上资源和地下资源的结合。地下资源开发了，地上资源给污染了，影响旅游业的开发。另一个是官商结合的正确把握。没有官商结合，晋商是发展不起来的。在我看来，自古以来官商结合是铁定的法则，问题不在于结合，而在于怎样结合？是紧密的结合还是松散的结合？经济不发展时，民间力量不足，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这时的官商需要紧密的结合。经济一旦发展起来，民间力量强大，对政府的依赖下降，这时就需要松散的结合。

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我认为是重商主义向经济自由主义的过渡。因此，在官商结合方面一定要在把握大势的前提下掌握分寸感。换言之，一方面要结合，一方面是怎么结合。晋商过去在这方面吃过亏，更得特别注意。

社会上有种舆论，认为晋商是官商结合发展起来的，是官商，而江浙商人是草根商人，是自我发展起来的。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江浙商人是草根商人？因为它跟政府的战略目标不统一，没有条件跟政府结合，只能成为草根商人。可是“风水轮流转，明天到我家”，一是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西方人从海上打来了，沿海取代内地成为联系中国和内地的桥梁，沿海的地理优势得到显现；二是经济自由主义取代重商主义成为时代的新潮流，江浙草根商人的背景优势显现。这正应验了生活中的一句话：人要发财，什么好事都来了；人要倒霉，什么坏事都来了。在明中期前好长一段时间里，边关用于和少数民族交换的铁锅主要来自于广东一带，只是广东地方的铁锅质量太好了，不但可以用来煮水做饭，还可以用来打造兵器，这引起了政府的忧虑，担心游牧民族将铁锅打造成兵器，危害中原王朝。而山西潞州（今长治）地方的铁锅质量不是太好，杂质太多，除了当锅用做不成兵器（笑），结果政府最放心，这就叫什么呢？当人呈上升发展势头时，坏事还能转变成好事。反之，当人倒霉时，好事也能转化为坏事。例如，晚清时期的晋商已是风雨飘摇，大家都在谈论一个话题——应该按照西方的样子，将票号改造成银行，但偏偏这时晋商票号的分红最高。例如，在1908年这个晋商票号的分红年，1个股份的分红竟达到1万8千两白银，个别票号的分红竟达到3万2千多两，是平时分红的数倍。正是这一天文数字般的收入，迷惑了票号同仁的双眼——这么高的收入说明我们的体制、文化是好的，因此没有理由变革，结果不到三年，晋商票号就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全军覆没。哎！大自然真会造化人，在让一个人失败时，竟然制造假的征兆来迷惑他，让他作出错误的决定。

总之，晋商的成功和衰败都是一定环境下的产物，我们对它的衰败不必过分悲观。从长远来看，没有晋商的衰败也就没有新式商人——江浙商人的崛起。只要在衰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再加上新的有利的外部条件的出现，晋商必会重新腾空而起。现在，这样的机会就来了，这叫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我衷心地祝愿山西的经济更为发展壮大！衷心地盼望新晋商的崛起和复兴！谢谢！

（2007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