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决策与招标

第1章邓小平批示建设二滩水电站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访问四川。在途中，邓小平与金日成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时，邓小平说：

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这是关键。

9月22日，邓小平从成都返回北京途中，听取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纺织工业部部长郝建秀，中共中央委员、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鹏等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关于建设二滩水电站问题。其间，邓小平说：

建设二滩水电站，已经讲了很久了，我赞成。不只二滩水电站，还有一批项目要上。要搞现代化，没有大的骨干项目办不到，没有骨干工程，小项目再多也顶不了事。这些项目，包括鞍钢的改造，都需要很长的建设周期，应该早一点动手。不要徘徊，一徘徊，一年两年就过去了。

邓小平对攀西开发一直非常关心，早在1965年11月，他就实地审定了攀枝花建设方案，作出“这里得天独厚”的评价。

当时，有关方面负责人向邓小平建议说：“二滩位于攀枝花市附近雅砻江下游，水利资源非常丰富，但开发利用差，若建成装机容量330万千瓦的水电站，可缓解四川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

邓小平听了建设二滩水电站的汇报表示赞成，后来还专门作了批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西部落后地区的开发，始终是一个关系全局的经济战略问题，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倾注了高度的重视，先后进行了3次西部开发高潮的建设：第一次是50年代以“一五”计划为中心的大规模西部新工业基地建设；第二次是1964年至1978年以战备为中心在西部后方进行的三线建设；第三次是1999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二滩水电站位于雅砻江畔，水能资源十分丰富，以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为主干的大小河流有300多条，水资源居世界之冠。

雅砻江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南麓，流经攀西大裂谷境内的干流全长1368千米，天然落差3180米，河口段平均流量和多年平均经流量大大超过黄河。

据专家测算，雅砻江水电蕴藏量巨大，可开发装机容量2400万千瓦，沿江可规划开发21级电站。

但多年来，滔滔江水不舍昼夜地奔腾，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因此当地人说：“一江春水向东流，流的都是煤和油。”

因此，20世纪70年代，国家就决定建设二滩水电站。但后来也有人提出这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应该立即下马。二滩工程反反复复，议而不决，一拖就是几年的时间。

1983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到：

不搞重点建设没有希望。能源、交通等重点项目，都是十年八年才见效的。比如三峡工程、长江上游的二滩工程，应该搞哪个，不要再犹豫了。

1985年，水电部和省政府联合向国务院报告，极力说明尽早建设二滩水电站的重要性。1986年，二滩水电站工程初步设计出台，并荣获国家设计一等奖。

1987年，国家计委同意兴建二滩水电站，并列入国家“八五”计划。为了缓解国内资金的不足，还决定利用世界银行贷款。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有远见卓识的水电专家提出了梯级滚动开发雅砻江水能资源方案。

第2章完成二滩电站前期准备工作

1982年9月19日，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鹏陪同胡耀邦总书记视察二滩后，立即撰写了《二滩水电站是解决四川能源的关键一着棋》的报告。李鹏在报告中建议中央：

一、从战略上考虑，应把二滩工程列为全国能源建设的重点，并把二滩工程列入“六五”计划。

二、本着自力更生、争取国际合作的方针，可以聘请部分国外技术顾问解决某些关键技术疑难问题，也可以利用一些外资，如中美水电合作贷款或世界银行贷款。为了争取时间，建议早立项、早开工。

任何国家都明白，电力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电，就没有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

中国缺电的局面已持续了数十年，而且日益严重，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由于水力资源是清洁的、可以再生的能源，开发水电可以集一次能源与二次能源于一举，合开发能源与节约能源于一体。虽然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但发电成本低，综合效益好，有利于环境保护。因此，发达国家都极其重视水电开发，开发程度一般都在50%以上。

而中国人是第一个发现并利用了煤、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的民族，水能资源储量居世界第一。

但是，我国却并没有重视大自然如此慷慨的馈赠，由于资金匮乏和水电建设体制本身的各种问题，水电开发不但没有蓬勃发展，反而在“七五”、“八五”期间连续滑坡。

生活在穷困之中的西南人民，世世代代都有许许多多美丽的梦想，而梦想之一，便是渴望那从家门前、从胸膛上流过的冰冷彻骨的雪水，化为汩汩的温泉，带来热，带来力，带来光明。

号称“河流王国”的四川，被专家们称为“世界水能大宝库”，全国规划的12个水电基地中，四川便有4个，其装机容量占全国一半以上。但是，四川却是全国缺电最严重的地方。

当时，“能源危机”更为严峻。企业不但“停三供四”，甚至“停五供二”，连省会成都街头的商店、电影院、理发店门前，也不得不自己摆个小小的发电机，以便随时准备应急。由于能源不足，近一半的生产力被长期闲置，每天少创产值1亿元以上！

“五五”后期，贵州、甘肃陆续给四川送电，短时期的相对富裕形成了四川“窝电”的假象，以致整个“六五”期间，四川竟基本没有投入新的项目。

随着甘肃、贵州本省经济发展，先后停止向四川供电，四川的“能源危机”更为严峻。

农村在春灌的紧张时刻也常常遇到停电，缺电还带来化肥、农药、水、油的全面匮乏。

小学生们给西南电力设计院打来电话：“我们要光明，不要黑暗！”

人民代表们提出：“四川水力蕴藏量全国第一，为什么要端着金饭碗讨口？”

从重庆到成都，从江油到渡口，到处是一片要电的呼声。

四川省委、省政府责成新上任的副省长马麟尽快解决缺电问题。

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发出雷鸣般的轰响，呼喊着、震撼着人们，但是人们却仿佛迟迟没有听懂那带着焦急、带着希望的声音。滚滚江流，带走了光和能，带走了亿万财富，带走了无价之宝。

中国的水电工作者日夜梦想着建立一个自己的巨型水电站。

川西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组成的“三江流域”，是中国最大的水电能源基地。在金沙江和雅砻江的交汇处，是地质学上赫赫有名的攀西大裂谷。

据专家预测，攀西大裂谷的资源之富饶，可以超过久负盛名的东非大裂谷和欧洲莱茵裂谷带，不仅水能资源丰富，而且已发现159种矿产。

攀西历史上曾有过“南方丝绸之路”的辉煌。传说中，是金凤凰居住过的地方。

首先发现大自然赐给中国这稀世珍宝的，是电力工业部成都勘测设计院的勘测者们。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些在荒山深谷中用燃烧着的生命发现光和热的人们。

虽然成都勘察院1958年至1961年连续4年对雅砻江进行了勘查，国务院长江规划办、中国科学院南水北调考察队、上海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等单位也进行了许多工作，但是对二滩大规模进行勘测和真正确定坝址，却经历了两代人。

马麟经过实地调查，冥思苦想，并和省计经委、省电力局多次研究，终于形成了新的思路：多家办电，大中小并举。

省委、省政府立即统一了思想，“七五”、“八五”期间，一定要认真抓好几个骨干项目。

于是，二滩便以特殊的重要地位出现在人们面前，成为四川省走向21世纪的命脉工程。

1985年3月，水电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联合上报国家计委，要求部、省合资兴建二滩电站。

同月，国家计委及中国科学院立即在北京举行了二滩水电站可行性报告若干问题论证会。中科院以张光斗教授为首的7位学部委员和十几位技术权威参加了这次论证会。

同年4月，水电部受国家计委委托，又在攀枝花市召开了二滩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论证会。两个论证会都充分肯定了成都勘察院的可行性报告。

1985年8月，成都勘察院完成了二滩水电站的初步设计。

1986年，四川省又两次上报国家计委，准备在“七五”期间自筹资金4亿元，用于二滩电站的前期建设。

马麟向省委、省政府汇报时说：

电站的前期工作一般要三年才能完成。在这段时间内，中央的资金进不来，四川财政又十分困难……

省委书记杨汝岱看过报告之后，他皱起了眉头问马麟：“你是什么意见？”

马麟胸有成竹地说：“我想，只能千方百计克服困难自己创造条件！”

杨汝岱不无忧虑地追问：“说具体一点吧，到底钱从哪儿来？”

马麟说：“钱，不向财政要，我来想办法。我的设想主要是出台一点政策，希望省委、省政府支持。”接着，马麟仔仔细细地谈出了具体的设想，包括每度电提高一分电费投入二滩建设等等。

听着听着，杨汝岱紧皱着的眉头展开了，高兴地露出了微笑，点着头道：“那就不要等了，你就想办法吧。‘三通一平’要多少钱？”

马麟说：“要几个亿吧……”

杨汝岱马上表示：“好，就这么办，要政策好办，我支持！”

1987年，攀枝花市成立“支援二滩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当时主管基建的副市长秦万祥挂帅，随时搬开阻碍工程的拦路虎。

秦万祥清楚地明白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他充满激情地说：“作为主管基建工作的副市长，对二滩我有不可推推卸的责任，包括个人责任、领导责任和历史责任。二滩座落在攀枝花，是大自然对我们的偏爱；我能参与这一工作，是人生的幸运。面对稍纵即逝的机遇，我们必须敢冒个人风险，努力打开局面。”

秦万祥和市领导们一起，经常深入工地现场，曾召开过6次县、区、乡、施工企业参加的大型现场办公会，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县长、县委书记们都亲自来到农民家里，动员并帮助搬迁。

3年多，四川省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单独投入4亿多元资金，确保了二滩电站准备工作的完成。

第3章成立二滩水电站开发公司

1987年7月，国家计委正式将二滩水电站列入国家计划。这年年底，正在东海之滨青岛出差的中国水电五局局长孙中弼突然接到了紧急通知，让他即刻赶到成都参加重要会议。

当时，水电五局正在紧张地修建四川广元附近的宝珠寺电站，得到通知后，孙中弼以为是上级需要他汇报工作，便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到成都后，组织会议的人们没有作出什么说明，塞给孙中弼一张去渡口的火车票，只对他说了一句话：“赶快到二滩去。”

和许多从事水电工作的人们一样，孙中弼对二滩电站也早已闻名，并常常希望自己也能亲手建造起一座这样巨型的工程。

现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机遇就摆在了孙中弼的面前，虽然让自己去二滩到底是干什么都还不清楚，但只要一想起这个巨型工程可能和自己这次二滩之行有某种联系，孙中弼便兴奋不已，他暗暗自言自语：“难道要我们去参加投标？”

孙中弼坐在火车上，和往常的习惯一样，他仍然手不释卷。孙中弼酷爱读书，多年养成了勤于思考的习惯。他反复阅读着3本书：《拱坝设计》、《招标常识》、《英语词典》。

孙中弼略显清瘦，披着一件破棉衣坐在颠簸的车窗前，就像一个极其普通的技术人员。只有他那闪烁在眼眸深处的睿智和略带忧郁的沉思，以及1.85米高的大个子，才使他显得不同于一般人。

1960年，孙中弼毕业于天津大学海港工程专业，但由于人事部门的疏忽，他竟然被安排到了极其艰苦的水利和水电工程中。

在人们的印象中，对搞水电印象也是千差万别的，有人认为搞水电艰难而困苦，长年在崇山峻岭中奔波。有人却认为搞水电的人常在人们不能到达的地方出没，可以看到平常人看不到的人间秀色。

但在孙中弼这样的水电工作者心中，却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多，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我们是干这一行的，不管怎么样，反正最后就是要发电！”这一句话，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包括了。

多年来，孙中弼一直在施工第一线和职工们一起摸爬滚打，而且经常是身先士卒。

大家有时吃饭连碗筷也没有，就把铁锨擦一擦，然后撮起一锨菜，再折两根树枝就当筷子，甚至是把馒头戳起便啃。

在孙中弼的记忆中，从1960年到1985年，他整整25年几乎都没有住过真正的“房子”。有时用油毛毡和席棚搭个工棚，里面再糊一层报纸，这便是房子了。

工棚常常搭在山坡边，遇到山上下来洪水，便在房子的纸墙上戳个洞，水“哗哗”地流了出去。遇到下大雨，“纸房子”里外浸透了雨，不得不掀掉重搭。有时不搭工棚，便挖个地窝子，地槽子是过道，地面就是床面，晚上从地槽子爬进去睡在地面上。

食、住如此简陋，衣、行当然也好不到哪去。成天一身工作服，风里来雨里去，泥一身汗一身。出行全靠两只脚板，为了解决工程中的问题，孙中弼曾一天光着脚走过60公里，累得都吐了血。

直到后来当了局长，孙中弼出差时还经常站在硬座车厢的厕所里。他唯一的儿子无法照顾，只得咬咬牙将他扔在上海和老母亲相依为命……

孙中弼身着棉大衣来到渡口了。刚下火车便觉得热浪扑面，猛一低头，看到前来迎接他的人竟都穿着短裤和衬衣。孙中弼笑了，他一下子怔在那里，在那一瞬间，他竟怀疑自己是不是到了国外。

曲折蜿蜒的雅砻江水奔腾着、咆哮着，绿色的江流中溅起了雪白的浪花，带着顽皮，带着莽撞，也带着欢欣，形成了高水头、大流量，映着丽日晴空，映着蓝天白云，仿佛在为远道而来的孙中弼欢呼。

在孙中弼匆匆赶到成都的同时，水电部又物色了二滩开发公司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

早在1982年，云南的鲁布革电站是中国水电工程第一个向世行贷款并实行国际招标的。曾被誉为水电改革开放的“窗口”，产生了著名的“鲁布革冲击”。

鲁布革发电后，水电部副部长陆佑楣问电站总工程师王音辉：“搞完了鲁布革你干什么？”

王音辉1967年清华大学毕业，长期在水电部门转战南北，曾荣获吉林省偏远地区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他性格诙谐、爱说爱笑，当时王音辉笑着回答：“解甲归田。”

陆佑楣也笑了，他说：“嘿，40多岁就解甲归田？你去二滩，去孙中弼那儿！”

瘦瘦的王音辉做了个滑稽的鬼脸问：“孙中弼？谁是孙中弼？”

陆佑楣想了想回答：“个子最高的那个……”

于是，王音辉和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刘孝璞一起，从鲁布革来到了成都。

孙中弼任二滩水电开发公司（筹）的总经理，王音辉和刘孝璞任副总经理，领导小组由7个人组成，除3名兼职外，专职的只有他们3个人，另外的高安泽算半个人，这就是他们后来常常开玩笑所说的“三个半人”。

虽然1987年国家计委已将二滩电站列为预备建设项目，但并没有正式立项，因此开发公司（筹）自成立之日起，大小困难便接踵而至，数不清的问题常常使他们顾此失彼。

因为经常需要和四川省乃至中央的领导联系，所以公司本部设在成都。没有办公室，便临时租了几间房子。没有食堂，领导班子几个人每人发了一个大大的瓷碗，孙中弼说：“干脆上大街买小吃去，反正‘成都小吃’天下闻名。”

王音辉端着大瓷碗吃“刀削面”，孙中弼每天5个“锅盔”就打发了他，早晨一个，中午和晚上各两个，外加一小碗小白菜汤。

孙中弼等都没有想到，这个“筹”字竟一直存在了4年之久，直到1991年中央才正式同意立项。

听到正式立项的消息后，孙中弼高高兴兴地对大家说：“终于可以把‘筹’字取消了！”他马上叫个工人把大门口招牌上的“筹”字赶快凿掉，谁知这“筹”字粘得竟十分牢实，怎么样也凿不掉。

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笑着议论：“这是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还差一难哩！”

第4章进行二滩水电站国际招标

1991年8月31日，四川二滩水电站工程土建国际招标合同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李鹏总理、邹家华、王丙乾、吴仪等领导人出席了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结束后，李鹏约见了世界银行代表、各国驻中国大使、中标的外国承包商、中国有关工程局领导、中央有关部委领导，以及中外记者。

李鹏郑重宣告：

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欢迎世界各国及世界各种经济组织与中国友好交往。

二滩水电站由中央和四川省合资建设，部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主要土建工程实行国际竞争性招标。

早在1988年元旦，《人民日报》（英文版）便向全世界公布了二滩电站将要进行国际招标的公告。2月份开始出售资格预审文件，国内外43家承包商前来购买，最后提出正式申请的是13家，许多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大公司。

招标前，世界银行要求对标书进行审查。世行本部在华盛顿，孙中弼和成都勘察院的主要设计人员准备到华盛顿去。

后来世行又提出，标书是美国哈札公司帮助编写的，哈札公司的本部在芝加哥。孙中弼说：“干脆大家就去芝加哥吧。”

于是1988年11月，一行人去了芝加哥。

世行的专家们对标书特别是商务条款部分进行了严格、细致的审查，一页一页地推敲、一页一页地提出修改意见。

孙中弼和成都勘察院的设计人员们白天坐地铁到哈札公司60层的高楼上和专家们一起研究，晚上回到公寓里大家再进行讨论和修改。

11月的芝加哥，外面已经很冷了，但公寓里温度却很高，大家都只好穿着背心短裤。沙发不够了，便坐在地毯上。孙中弼个子很高，他似乎觉得坐在地毯上更舒服，常常把沙发让给别人。讨论讨论着，有人疲倦地睡着了，半夜醒来又继续讨论。

就这样，大家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了半个月，标书终于修改完毕。

芝加哥是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大城市，也是美国中西部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它还是一个美丽的湖港。波光粼粼的密执安湖上游弋着许多漂亮的游艇，银色的海鸥在蓝色的湖面上飞翔，横无际涯的湖面，看上去不知道究竟是湖还是海，防波堤上还高耸着一座灯塔。

沿密执安湖边建筑着许多世界闻名的高楼大厦，美国最高的摩天大厦高433米的西尔斯大厦就在这里。它每年都接待无数的参观游览者。

但是，孙中弼他们却没有时间潇洒地欣赏这些美景，标书突击修改完毕后便匆匆踏上归途。

1988年底，二滩开发公司（筹）向通过资格预审的承包商们发出了合格通知书；紧接着又出售了标书和各种参考资料。1989年5月底召开了标前会，不但向150多名中外承包商详细介绍了二滩工程的地质情况、设计总体布置等等，还组织他们到工地现场进行踏勘，进一步了解工程各方面的情况。

标前会开得热烈而成功，世界排名前15位的筑坝公司和国际著名的洞室开挖公司都来到了雅砻江边，互相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们不但希望跻身于二滩这个巨型工程，而且还希望以此为契机，进而挤入中国巨大的水电市场。

二滩开发公司（筹）、成都勘察院以及中外专家们对承包商的投标书一一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审查，并反复进行了筛选和比较，写出了长达20万字的评标报告。

随后，世行特咨团专程到成都审查了评标结果，世行也派员参加审查，并同意了评标结果。

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孙中弼向上级建议，为了二滩，必须三管齐下：国际招标、世行贷款、前期工程一齐上。

1989年8月，国家能源投资公司总经理姚振炎，能源部副部长陆佑楣和能源投资公司水电项目部主任张建贤在出差福建水口的飞机场上进行了研究，回到北京后，一下飞机便直奔国家计委，向当时担任计委常务副主任甘子玉汇报。

10月，二滩开发公司（筹）冒着极大的风险，终于争取到国务院和国家计委的同意，在成都举行了开标会。四川省省长张皓若亲临会场，并在会上用英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开标结果，以意大利的英波吉洛为责任方，法国杜美思、中国水电第八工程局、法国大马赛、意大利托诺5家公司组成的联营体夺取了大坝土建工程标。

以德国的霍尔兹曼为责任方，由中国长江葛洲坝工程局、德国霍克梯夫组成的联营体夺取了地下厂房工程标。

1990年5月底，国家能源部正式批准了评标报告。

1990年底，意大利、法国、德国承包商们都到成都来了。

当时最困难的还是争取世行贷款的问题。

世界银行是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共同出资组建的股份制银行，最高权力机构是执行董事会。发放贷款必须经过执行董事会表决，表决时按股份计票。

中国在世行的股份是1.3%，而美国是13%，这就意味着表决时我们举10只手只相当于美国举一只手。欧洲国家在世行的股份一般是7%。

这种局面表面看来，中国无疑处于绝对的劣势。

但是，孙中弼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我们的劣势并非不能改变。

孙中弼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水电资源的开发率已达90%以上，以致一些著名的水电建设承包商也陷入‘失业’的窘境。而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水电建设正方兴未艾，市场潜力很大，对外商极具诱惑力。因此，只要我们工作得法，便可以通过中标的意、法、德等国承包商去影响他们的政府，从而再影响世界银行。”

针对世行强调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有关规定，孙中弼又风尘仆仆地专程赶到华盛顿去，向世界银行详细介绍情况。孙中弼说：

为了保护人类唯一的地球，中国迫切需要改变能源结构，建立一个二滩，每年至少可以少烧1000万吨标准煤，会减少大气层中一氧化碳的污染，还会避免产生污染环境的粉尘、煤灰、废气，大大有利于人类的环境保护。

孙中弼声情并茂、极具说服力的雄辩，感动了世行中国和蒙古局工业和能源处的工作人员们。

世行行长康德勒尔先生对中国人一向比较友好，他亲自出面做日本人的工作。

经过一番努力，世界银行逐渐重新为中国敞开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