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获得认同 第1章 万言书责难非公有制经济

江泽民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一位代表激动地说：“在入党的资格与条件的问题上，私营企业主应该与其他公民相同。”

刘永好坐在自己的车里，高兴地对记者说：“我是带着笑容离开北京的，因为保护私产终于写进了宪法。”

1993年，也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第二年，神州大地呈现一片生机勃勃。

此时，受到邓小平讲话精神的鼓舞，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然而，就在当年，各地由于基础建设上得过猛，摊子铺得太大，通货膨胀压力剧增，全国零售物价上涨13%，大城市生活物价上涨22%。

同年6月，为了迅速纠正混乱的金融秩序，控制不断升温的经济，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又称为“十六条”，启动了宏观调控。

由于宏观调控采取适当的强硬手段压缩了信贷投资和经济规模，导致企业日子难过，使公有制经济内部千疮百孔的局面暴露出来了。

在此期间，大批国有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成为“休克鱼”。这些企业不赚钱甚至亏损，成为政府最头疼的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

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出售企业和股权的收入，由国家转投于急需发展的产业。

这个《决定》，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所有制崇拜，改革的锋芒触及所有制。这是新形势下思想解放的成果，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突破。

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又一场关于私营经济的争论开始了。

1994年下半年，尽管当时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打破了姓“社”姓“资”的禁锢，然而，有些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责难还是不肯罢休。这一次，又变换新面孔出现了，争论的焦点从姓“社”姓“资”变成了姓“公”姓“私”。

在年初，在首都北京，一种新的“手抄本”开始流传。这些打印成小薄册的文章，一般没有作者署名，人们称之为“万言书”。

“万言书”先是在京城通过一些渠道广泛散发，然后再向全国各地流传。奇妙的是，虽然是非正式出版的打印本，但流传极广，不胫而走。

很快，各地政界、企业界、知识界消息灵通的人士，能看到的都看了。一时间，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又开始紧张起来。

“万言书”的文章很多，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万言书”，一共有4篇。

第一篇“万言书”大约写于1994年下半年，题目叫《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此文的主旨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安全产生了严重的威胁。这实际上是前几年姓“社”姓“资”争论的延续。

1995年夏秋之间，第二份比较有影响的“万言书”开始出现，文章的题目是《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仍然没有作者署名。

第二份“万言书”的主旨同第一份“万言书”一样，仍然在论证我国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这一次，作者关注的焦点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的国际形势。

文章认为，和平演变是主要威胁。当然，作者丝毫也没有忘记鞭挞私营经济和“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的资产阶级”。在作者看来，这正是中国和平演变的基础。

第三份“万言书”的题目是《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

第三份“万言书”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文章要点如下：近年来，在不少报刊上频繁出现私有制优于公有制这样的宣传。对这些宣传绝不可轻视，因为它从思想深处动摇着人们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信念。

一些私营企业是靠非法手段获得发展的，而绝非其本身比公有经济优越。

第三份“万言书”争论的焦点还是在“公”与“私”，争论的实质是改革的锋芒能不能指向所有制。

这个争论，经过3个“万言书”的挑战，从幕后到台前，从隐蔽到公开，愈演愈烈。

第四份“万言书”的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文章列举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六类言论，列举了“自由化分子”的名单以及发表过自由化言论的媒体名单，并且点了一大批有自由化言论的书籍。

随着4份“万言书”的相继出现，1997年初发生的另一件与私营经济密切相关的重要事件，那就是某些人发动的对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的批判。

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好的温州，也成为了争议的焦点。

温州地处东南一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交通不便，国家投资甚少，耕地资源严重不足。

这一切，逼得温州人把自家古来的法宝“重视商业、自谋生路”的传统重新拾起来。“温州生意郎，挑担走四方”有了新的时代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温州的家庭企业就取代了“社队企业”迅速崛起。到1985年，温州全市个体户达13万户，家庭企业产值占到全市农村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

20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私营性质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又成了温州企业的典型组织形式。

此时，“温州模式”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一些人认为，温州的企业姓“资”不姓“社”、姓“私”不姓“公”。

在这种形势下，刚刚尝到非公有制经济甜头的温州商人乃至全国的私营企业主，都开始担心起来，他们担心中央的政策会再次变化。

于是，全国的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们，开始一边经营，一边敏锐地观察着中央经济政策的动向。

此时，他们渴盼着中央再次为私营经济的发展，说句让他们放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