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蹒跚起步 第1章 中国政府助兴股市

1988年3月，王波明、高西庆、王巍等8人提出建立中国证券市场的设想，时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的王岐山等人也是参与者。

1988年7月8日，康华副总经理贾虹生让王波明去开一个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会。因为王波明刚从华尔街回国，贾虹生希望他能到康华工作，此前他们已经多有接触。

贾虹生让他参加的正是“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

会议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这个座谈会囊括了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家计委、体改委、人民银行、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

此外，还有一些官办却又资本味道十足的公司。

座谈会由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王岐山和中创总经理张晓彬发起，人民银行计划司司长宫著铭主持。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参加了。他此时正主持金融体制改革。

这时，纽约股票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访华，邓小平接见了他。

邓小平对他说：

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宫著铭拿着一份《人民日报》，在会上读了一下邓小平的这段话。

接下来，他说：现在有一份“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方案，大家就来商议一下。

这份方案是由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王岐山和中创的张晓彬发起，其他几大信托投资公司参与起草的。张晓彬宣读了一下方案。

方案还是粗线条的，大致是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设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时机已经成熟。

接下来，大家就开始讨论了。

此时，中国人懂股票的还不太多，大家从马克思“如果没有股份制，就无法想象美国南北大铁路能建设起来”的论述寻找理论依据。此后很多年，大家还在苦于、忙于为在中国建立股票市场寻找理论依据。

最后，他们让王波明谈谈想法。因为他在留学时就编写过前面提到的设想。王波明就从专业角度谈了一下建立资本市场的必要性，又谈了建立资本市场的意义。

他说：“因为资本市场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一搞资本市场，企业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会计制度改革等相关改革都会被带动起来。”

王波明还介绍了一下证券监管体制。

人民银行体改办的蔡仲直博士是从德国回来的，接受的是德国全能银行的思想，他还就监管问题和王波明进行了一些争论。

最后，刘鸿儒总结说：“资本市场一定要开始研究了，但是，此事非常重大，建设证券市场因为存在理论障碍而显得特别敏感，此事在国际上将引起密切关注。”

他还说，这个事人民银行也作不了主，需要上报中央。他建议王波明他们写一份更详尽的报告，上报中央，由中央决定。

于是，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序幕，就从万寿宾馆会议正式拉开了。

接下来，就是撰写报告。在王岐山的建议下，王波明参与了起草建立证券市场的设想。全名是《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后来被称为“白皮书”。

“白皮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关于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及可行性报告、关于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和关于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

这份“白皮书”设计出了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整体框架。由于当时没有明确的政策，人民银行无法对这份报告的建议作出表态，更不可能批准在北京设立证券交易所，只能成为主管部门一个重要的政策参考。

他们的“白皮书”通过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转给了国务院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后来由吴明瑜提交到中央高层。

1988年11月9日上午9时，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共同主持了汇报会。

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周建南，国家经委主任吕东，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央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等30多人。

汇报人是张晓彬、高西庆、王波明和周小川。会议一直进行到到12时10分。

其间，各位领导分别就股票上市提出种种问题。

张劲夫开门见山地说：“总书记让依林同志和我听取有关证券交易所的研讨汇报，看看条件是否成熟，提交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议一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要什么条件，应要国家管理机构审批，管理要严格。”

周建南首先询问了中小企业股票的上市情况。王波明紧接着介绍了美国中小企业的股票上市情况。

张劲夫听完他们的介绍，问道：“你们有没有研究过资本主义有哪些可以为我们所用？我国理论界有人提出社会主义不能搞期货交易，只能搞现货。”

周小川回答说：“期货有稳定的作用，期货运用好可以促进市场。”项怀诚也说：“期货可以分担风险，有利于稳定。”

最后，姚依林说：“我对股份制一直是支持的。资本主义搞股份制是规范的，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我以前多次讲股份制问题，都让人给抹掉了。不管有什么困难，要奋斗，搞出来，是公有制的股份制。这样，经济的灵活性可以大大增加，这个问题我很赞成。”他表示，此事现在看来不成熟，但看来又是不得不干。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畅所欲言，会议气氛十分活跃。会上还决定，有关证券市场的研究和筹划工作归口到体改委。

姚依林还采纳了张劲夫的建议：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同时，这在后来被称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

这对王波明他们来说，就相当于拿到了尚方宝剑。

走出会场，王波明他们的心情十分激动，真没想到，这样重大、复杂的事，就这样确定了！

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他们在留学时的设想得以迅速进入实施阶段。

由于股票交易所这词太敏感，中央要求他们少说多做，低调筹备。这就需要一个机构来具体操作。

1989年1月15日，中创的张晓彬和中农信的王岐山等，在北京饭店召集一些大信托投资公司、产业公司的负责人开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的筹备工作。

会议最后确定，与会的9家公司，每家公司各出50万元人民币，组建一个民间机构，来推动证券市场的建立。

这家机构就是“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改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本来，他们起初打算把股票交易所设在北京，跟中央也是这么汇报的。因为股票交易所最好设在金融中心。当时中国没有资本市场，只有银行。银行总部都在北京。后来，由于很多原因，选择了上海。

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筹划开发浦东，开发预算是几千亿，对于解放以来收入大部分上交中央的上海而言，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联办”的宫著铭给朱镕基写信建议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当时，银行资金流动限得很死，要搞个股票交易所才行。

他用简单朴实的语言向朱镕基介绍了资本市场，引起了朱镕基的重视，并表示同意。问题是，要建股票交易所，上哪儿找懂行的人呢？

“联办”理事长经叔平告诉朱镕基：“我们这儿有拨年轻人，就是搞证券交易所的。”

朱镕基很爽快地说，“好啊，那把他们请来，我给他们解决户口问题。”

1990年初，“联办”就投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办中。建立股票交易所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法律、会计、投资人、交易场所的选择。好在即使在当时的背景下，也没有人给这个工程设限。

上海市政府决定，筹建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三人小组成立，他们分别是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而后三人小组给朱镕基的报告中，建议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上海人民银行的王定甫任组长，“联办”的章知方为副组长。在报告中，三人小组建议，由上海市牵头，请“联办”的同志协助，朱镕基还专门把协助两字划掉，改成了合作。

1990年12月1日和1990年12月19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举行开业典礼。

在帮助上海、深圳筹建交易所的空余时间里，“联办”又以美国NASDAQ计算机联网交易为蓝本，设计建立了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该系统于1990年4月25日向国家体改委提交报告，当年11月就实现了国内6个城市18家公司通信联网。

1990年年底，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联办”申请的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相继投入运营。

至此，以“两所一网”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就此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