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帷幕拉开

如今的上海不再弥漫着从前那种神秘的东方气息。我本来满怀期待，想好好感受从前的氛围，但现实让我震惊不已。驱车从南京路出发，首先要路过旧时英租界的跑马场，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公园；然后再穿过几条马路，两边满是树冠高大的法国梧桐，繁茂的枝叶形成长长的甬道，斑驳的阳光透过枝叶间的缝隙洒落在路面上；最后来到两边树木交叉成拱顶的霞飞路。霞飞路位于以前的法租界中心区，现在称为淮海中路。我乘坐的那辆由上海某个人民工厂（这种工厂现在已遍布整个上海）制造出来的小轿车，最终在一小栋砖体别墅前停了下来。别墅前面的木门十分高大，从旁边门牌上的汉字可以看出，这正是我要找的地方。一阵咯吱咯吱的声响之后，大门小心翼翼地闪出一条缝，一个满面倦容的年轻人从里面探出头来。这是一位解放军士兵，身穿佩有鲜红领章的草绿色军装。看到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大胡子圆眼睛的外国人，他脸上茫然的神色立刻一扫而光。20年战争培养出的战斗精神立刻显露出来，他此时已是充满警惕。

“是的，”他用上海人特有的那种轻声细语不太情愿地说道，“宋庆龄副主席曾在这里住过。”这一点门牌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过他不允许我进去，因为这栋别墅里目前住着一位党的高级干部。

在我的印象里，这栋别墅里建造的人工园林精巧雅致，我仿佛能听到以前的人们玩棒球时的击打声，以及1920年曾在这里住过的那位个子不高的孙逸仙博士的笑声。我向这个士兵提出，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不做全面细致的参观，只到里面随便转转。他眯着眼睛想了一下，然后摇了摇手，摆出一个“白鹤亮翅”的姿势，而这个姿势是老年人每天早晨在外滩打太极拳时经常出现的。

失望之余，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头，试图看一看院子里印象中的那些花草树木、整洁的山墙和能够旋转的窗户，听一听透过树叶从后院住所传来的佣人们的说话声。那个士兵抬高肩膀，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所寻找的是已消失了的半个世纪前的景物，这一点即便说出来他也不会明白。

除了故事开始的这个地方，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拥有668家妓院、被喻为“罪恶渊薮”的旧上海，已经荡然无存。昔日的大班们曾在旧时的英国俱乐部，也是著名的酒吧Long Bar（长吧）里面饮酒品茗。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曾把里面的长腿桌椅锯短，供那些身材矮小的日本军官使用。而现在，这里已被改造成一所商船船员疗养院。

一天晚上，我出去寻找这个城市那些昔日的幽灵。当然，他们早已不复存在。如果说他们还阴魂不散的话，那也只能在以前中国人居住的城区才能找到他们，也就是现在的中华路上城墙围着的那片地方，四周出奇地静谧。一个世纪以前，甚至是半个世纪之前，要想在这些狭窄的弄堂里安安静静地散步是不可能的事。这里的大街小巷一度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时不时还能听到有人大声地清嗓吐痰。乞丐们四仰八叉地躺在道路两边的阴沟里，像一只只受伤的蜘蛛猴。那时候只需不多的“现金”，就能找一个年仅9岁的小女孩玩上个把小时，或者雇凶用剜肉尖刀将某个人肩膀的大筋挑断，让他一辈子再也举不起任何东西。

然而，那些古老的气息已经荡然无存，昔日的幽灵也无影无踪。即便在以前中国人居住的那些地方，现在也被打扫得干净整洁，健康卫生，充满了吸引力，不再危机四伏。不妨说一下，我曾经去过法国的里昂、英国的曼彻斯特和美国的奥马哈，相比之下，上海人显得更为友好一些。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各地的城市之间进行串联的“红卫兵”也已销声匿迹。

现如今的中国人为什么变得如此友好了呢？在靠近云南省边界——也就是我长大的地方，那些中国村庄里的贫苦的农民总是非常友善，质朴而又幽默。但这一点对上海来说却是难以想象的。当苏联和美国争抢登陆月球第一人的荣誉时，中国人则大张旗鼓地宣称，他们将会在地球上造就一代新人。他们成功了吗？如果成功了，那么，再没有哪个城市比这个曾被称为“地球上最为罪恶深重的地方”更适合这一代新人。因为这里是我们要讲的故事发生的地方，这个城市的性格对宋氏家族的影响巨大，所以有必要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上海的演变过程。

19世纪初，在宋氏家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这座旧中国的城市还只是一个位于泥泞的黄浦江岸边、距离长江口17英里的小村庄。“上海”这个词也不比“滨海”浪漫多少。没风的时候，船夫们便沿着岸边的纤道，把一艘艘货船拖往上游。在这儿，方圆数英里内地势平坦，水灾频发，却控制着沿长江通往内地1000英里范围内的所有贸易。

当时，外国人的贸易还仅限于南部港口城市广州。自18世纪末以来，英国一直通过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但到了19世纪初，英国遭遇了严重的资金外流问题。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和丝织品的价值远高于其出口中国的商品的价值。中国人对英国生产的那些昂贵商品的需求量很少，如羊毛制品、棉制品和金属制品等。有了对印度实现商业征服的经验，英国商人们坚信，除了广州之外，只要再开放几个通商口岸，他们就能在中国打开另一个巨大的市场。而英国人用来撬开这些港口大门的杠杆，就是鸦片。

那时候鸦片主要产自印度和中东地区，为英属东印度公司垄断。一些地道的英国人，如大鸦片商威廉·渣甸，从印度种植者手中以低廉的价格收购生鸦片，然后再以10倍的价格经由香港转售中国内地。

在一段时期内，通过向中国走私鸦片，英国人成功地获得了进口茶叶所需的资金。但是，随着茶叶消费数量的不断增加，走私鸦片的数量也需要相应的提高。由于清政府禁止鸦片贸易，英国商船必须把货物运到位于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在那里卸下货物之后，再用合法船只把鸦片送到广州港。后来，很多清政府官员也参与到这项违禁贸易中来，运送鸦片的船只便直接驶进广州港，并且肆无忌惮地将鸦片存放在位于江边的库房里。

19世纪20年代，美国人开始参与鸦片贸易。一些老牌公司，如波士顿的帕金斯商行和拉塞尔商行等用快速帆船运输鸦片，数量巨大。英美两国输送的鸦片数量，1821年是每年5000箱，到1837年已经达到每年39000箱。英国增加的鸦片数量又一次平衡了其在茶丝进口中产生的贸易逆差，阻止了白银外流。但是，这对中国并非幸事。尽管政府禁止，不断增加的鸦片消费量还是导致了社会灾难。上至贵族地主一，下至士兵娼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吸食鸦片。些政府官员甚至难抵诱惑而参与鸦片贸易，使得腐败问题在官场中持续扩散。最终的结果是，白银流向发生逆转，中国的白银开始快速流入英国，其数额之庞大，令人惊骇。

民族自尊和国家主权也同样危如累卵。1838年12月，广州的地方官把一个鸦片走私商钉在库房门前的绞刑架上示众，洋鬼子冲出来，把绞刑架砸了个稀巴烂。这起事件导致近万名中国人奋起示威。那些西方人只好向一个名叫伍浩官（本名：伍秉鉴）的大商人求助。伍浩官是鸦片贸易的中方头目，他出钱买通了地方官府，从此开创了鸦片贸易的新模式。

当时地方政府规定，所有英国商船船长必须签署一份协定，保证永不挟带鸦片来华。美国人开始秘密运输英国鸦片，或者授意英国船只悬挂美国星条旗进出广州港。事件爆发的导火索是一群醉酒的英国水手在争执过程中打死了一位中国村民，而英国领事拒绝让中国政府对他们进行审判。作为报复，地方政府下令断绝英国人的一切物资供应。1839年10月1日，英国对华宣战。

长久以来，英国鸦片商一直竭力鼓吹这场战争，因为他们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一支以配有32门火炮的“涅墨西斯”号明轮船为首的英国舰队开到中国，轻松打败了清政府的海军。丧权辱国的清政府不但支付了巨额赔款，还对英国开放5个通商口岸，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即英国在华侨民的一切事务均不受中国司法管辖。

根据条约，新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中，上海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在英国人大批进入之前，那里不过是一块又脏又乱的租借地。马德拉斯炮兵部队的乔治·巴富尔上尉是第一位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随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一名翻译、一名外科医生和一名办事员。巴富尔把基地设在上海县城北门外靠近黄浦江的地方，因为那里最适合船舶停靠。

巴富尔说：“我们的海军可以开到那里。看到舰队，他们就会明白我们的实力如何。如有必要，还可以当即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的厉害。我们的目标是全面控制整个长江。”

上海不仅位于长江农产品运输的咽喉之地，还通过运河、湖泊与有“丝绸之都”美誉的苏州相连，沿京杭大运河还可直达北京。中外各种贸易品在此都可自由进出，畅通无阻。

刚开始，外国人移居此地的速度并不快。只有为数不多的传教士和商人在精明的中国买办陪同下来到这里。通过协商，美国与清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给美国人单独划出一块租界，并给予其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一位名叫吴利国（本名：亨利·沃尔科特）的美国领事在苏州河北岸升起星条旗。由于先来此地的英国人连旗杆都没有竖起来，因此，这可以称得上是有史以来在上海升起的第一面外国国旗。醒过神来的巴富尔领事急忙在苏州河南岸挂起联合王国国旗，并把领事馆建在了那里。后来，美国请求英国帮助处理租界内的治安和其他事宜，最终导致两块租界合二为一，变成公共租界。法国人则置身其外，在江边建立了自己的租界。

最初来这里的美国人大都是满腔热情的传教士，商人则几乎没有。他们当中大多是坚持宗教极端主义的清教徒，拥有《圣经·新约》里描述的种种美德。“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他们乐观地认为，“只要用基督精神稍加点化，即可崛起于亚洲民族之林，其前途不可限量。”

曾经的纤道上建起了一排货栈，或者可以叫作“洋行”，即今天的商铺。楼上是大班及其助手们的办公室。这些人极能吃苦耐劳，他们远道来到亚洲，首要目的是中饱私囊，然后才去顾及公司及国家利益。他们都没有携带女眷。彼时的上海，还不是淑女们能待的地方。

大班们在那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们的生活起居都模仿英国的乡下绅士，日子过得十分悠闲。他们日上三竿时才起床，饱餐之后，再到洋行里查看一下由他们本国业务经理保管的账目。之后稍事休息，再配着英国麦酒和荷兰杜松子酒吃一顿丰盛的中式午餐。午饭后，他们往往会跟三五好友一起来到阳台，一边品着威士忌和雪茄，一边看江边装卸货物的场景，直到晚饭时刻。晚宴的特色酒菜包括西班牙雪莉酒、法国红葡萄酒和苏特恩白葡萄酒，以及精心烹饪的中国鸡、鱼、进口烤牛肉和羊羔肉，再配上印度咖喱、各式点心、奶酪、香槟、咖啡和雪茄。他们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希望成立一个俱乐部。

上海逐渐繁荣起来。强盗掠夺式的资本主义占据了上风，奸商四处横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杀人越货及尔虞我诈之辈层出不穷。当时有一句话说，区别罪犯和资本家的唯一方法，是看他们的钱袋有多大。对怡和洋行的渣甸和合伙人马地臣来说，颠地洋行（又称宝顺洋行）的兰斯洛特·颠地及其合伙人比尔是第一个真正具有威胁的对手。这两家洋行都使用快速帆船到加尔各答或香港提取邮件，然后向北疾驰，赶在那些慢吞吞的英国邮轮之前回到上海。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比那些新出现的潜在对手提前一两天获知欧洲最新的商业情报，然后果断出手，大赚一笔。当时知名的美国洋行有旗昌洋行、琼记洋行、魏特摩洋行、同孚洋行和森和洋行。它们之中，老牌鸦片商旗昌洋行的实力最强，其后台是声名显赫的美国三大商业家族：罗斯福家族、德拉诺家族和福布斯家族。

如果说英美两国的发展前景光辉灿烂，那么对清政府来说，这却是灾难的开始。

英国取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表明，自1644年以来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已经日薄西山。作为少数民族，清政府统治者一直未能完全征服中国南部。阴谋、反叛层出不穷，反清的秘密会社遍布南方乡村。清政府利用残酷的镇压抑制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但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胜利，表明统治中国两个多世纪的清政府已经腐化殆尽、极度虚弱。反清力量联合起来推翻帝国的统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清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它集中力量抵抗外来侵略，国内就会发生暴动；如果它全力镇压内乱，就不得不打开国门，满足外来势力的各种要求。国内的各个秘密会社和西方各国都抓住了这一点。西方各国希望清政府的统治失去平衡，但又不至于垮台。各种秘密会社则通过不断袭击传教士，在清政府和西方各国之间制造麻烦。每一次袭击事件都会促使西方各国给清政府施加新的压力。

讽刺的是，正是具有残忍基督精神的《圣经·旧约》把整个事件推上巅峰，煽起了一次历史上著名的大暴动，即太平天国起义。在中国南方，一位失意的秀才因为科举不第，转而信奉基督教以寻求安慰。他自称是耶稣的亲弟弟，是众人的救世主。他成立了拜上帝会（自称是基督徒），奋起反抗清政府。他们的目标是恢复汉人统治，实现土地公有。同时，他们还坚决禁止卖淫、吸毒、酗酒、通奸、赌博、缠足、买卖奴隶以及虐待妇女。他们的观念非常前卫一。支由饥民和劳工组成的基督徒大军挥师北上，建立了太平天国。

《圣经·旧约》中宣扬的这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暴力复仇方式，并不符合秉承《圣经·新约》教旨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的本意。加上又听说耶稣在中国可能还有个亲弟弟，有些传教士心里不太高兴。

太平军和清政府打了14年，战争覆盖20个省，致使2000万人丧命。战争后期，他们犯了一个错误：试图从洋人手里夺回上海。他们只占领了中国人居住的那片地方，两年后，他们被法国人给赶了出去，最后又遭到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所率领的华尔洋枪队的痛击。

来自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华尔一直碌碌无为。他不甘心在长江上当水手，想做一些靠劫掠发财的勾当。后来清政府出钱，委派他组建一支洋枪队，帮助剿杀太平军。华尔把他的洋枪队更名为“常胜军”，实际上却斩获甚微。华尔并没有给太平军构成真正的威胁，并且没过多久，在一次战斗中他就被打死了。他的继任者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危险人物，即查理·乔治·戈登。

戈登是一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战斗英雄，他留着大胡子，锐气十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戈登被派到中国，1860年10月随同英法联军一起攻进北京，烧毁了宏伟壮观的圆明园，逼迫清政府签订新的条约，做出一系列新的让步。随后，晋升少校的戈登被委派接管华尔的常胜军，负责“保卫”上海。戈登是个意志坚定的奇才，这对太平军来说不啻是一种灾难。戈登没有像阿喀琉斯那样待在帐篷里生闷气，而是一次次对起义者发起漂亮的袭击。（“戈登”这个名字成了当时英国新闻界的一个热词，他们给他起了个诨名：中国戈登。）他采用突然袭击、大炮强攻、炸药猛炸和现代化步枪进攻等方式，对付那些仅靠弓箭、矛枪、便盆和铜锣作战的太平军，取得了一连串辉煌战果。太平军变得士气低落，在战斗中失去主动权。他们之前从未见过西方人如何打仗。后来，一支清军攻陷了南京城，那位号称耶稣弟弟的洪秀全在城破之前离世，太平天国随之覆灭。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发起的暴力反抗已结束。它是另一场规模浩大的革命运动的发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在几十年之后将革命运动推至巅峰。从此以后，农民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斗争、中国人民与掠夺成性的西方列强之间的斗争将同时展开。上海在这两种冲突之间获益匪浅。

就是在这种充斥着腐败、革命、虚伪和贪婪的背景之下，宋氏一家开始了他们的家族传奇。

自波吉亚家族以来，很少有哪个家族能对人类命运起到如此巨大的扰乱作用。在将近一个世纪中，诸多影响亚洲历史甚或世界历史的事件中，宋氏家族的成员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宋家人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如“中华民国国父”孙文之妻宋庆龄，蒋介石之妻宋美龄，其他的家庭成员则分别担任过民国时期的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部长或财政部部长。这些人积累了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笔财富，宋家长子宋子文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的故事甚至引出了一句名言：“从前有三个姐妹，一个爱财，一个爱权，一个爱国。”宋霭龄因其狡诈的敛财手段而恶名在外，不过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她还掌控着整个家族的命运。曾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她是个男人，也许整个中国都是她的了。”蒋宋美龄是历史上最负盛名、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她影响了两代美国人，很多年来美国人都称她为“全球十大最著名的女性”。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她不但影响了美国领导人做出的决策，还通过这些决策影响了整个世界局势。她被公认为国民党政府背后的实际掌权人物。宋庆龄一生忠于其夫孙文的革命理想，后来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副主席。

她们的父亲宋查理因为资助孙文的革命事业而闻名于世。这场革命最终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作为一个生活在宗法制度中的家长，宋查理所做的一切可谓无人能比。他教导出来的孩子个个学识出众，三个女儿举止优雅、能力非凡，分别与民国时期军界、金融界和政界的顶尖人物结为夫妻。宋查理本人也是当时中国最为杰出的企业家之一。如同中国历史上许多传奇人物一样，宋查理出身寒门，却创立了一个超级家族。他的长子，哈佛出身的宋子文曾资助蒋介石一步步夺得政权。“二战”期间，宋子文还巧妙地说服罗斯福总统拨出巨款，帮助“他们的”中国——蒋介石和宋氏家族统治下的中国，与日本人和中国共产党作战。

宋氏家族让《时代周刊》公司的老板亨利·卢斯十分倾倒，他通过旗下的报纸杂志人为地放大了宋家的声誉。卢斯本是在华传教士之子，手握大权的宋家人代表着他那业已消逝的世界留下的一抹痕迹，是他在想象中虚构的浪漫中国形象的一个象征。他给美国人戴上了一副变色眼镜，让他们通过这副眼镜来了解亚洲事务。众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为宋家的魔力所折服，其中包括一些传奇性的人物，如创建“飞虎队”的陈纳德，以及一些新闻记者，如白修德和约瑟夫·艾尔索普。此外还包括华盛顿的一些著名说客，如罗斯福总统的朋友，有着“软木塞”之称的汤米·科科伦。就在罗斯福总统戏称“让蒋夫人尽情地来‘勾引’我吧”的同时，另一些主张用更为客观的眼光看待中国问题的人则几乎被宋家人整垮，其中包括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外交官谢伟思和约翰·帕顿·戴维斯。

本书也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此外，还记述了苏联共产国际代表米哈伊尔·鲍罗廷的故事，以及年轻的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的悲剧性罗曼史，讲到了鲍罗廷的亲密盟友、美国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还有具有强烈独立精神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史沫特莱这位从科罗拉多矿区的废渣里爬出来的人物，后来成了世人眼里并不看好的事业的拥护者。

要写宋氏家族的成员其实格外困难。在荒野之中，一些动物因为具有某种有效的伪装，人们很难发现它们的存在。像童话里的柴郡猫一样，宋氏家族的成员只有在他们自己想露面的时候，你才能见到。他们看似无处不在，实则深藏不露。他们有讨人喜爱的外表，让人眼花缭乱，交口称赞。这样的公众形象一旦建立起来，人们就更不可能通过观察他们的实际活动来记录他们真实的习惯和个性，或者其他在普通人身上可以轻易辨别的性格特征。

中国人无论穷富，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含蓄、内敛，甚至深藏不露。在所有中国人当中，宋家算是最西方化的了。即便如此，他们外在的开放和平易近人也只不过是后天养成的一种仪态，而不是脱胎换骨的转变。与他们有密切接触的随从们也无法穿透这层面具。他们的公众形象被一大堆政论家们过分夸大并大肆宣扬。众所周知，从20世纪40—60年代这近30年的时间里，蒋介石政权每年都要花费数亿美元来维护自身在美国的形象，并借此来保证其政权的延续性。与此同时，这个政权还大力压制各种负面影响。比如，蒋介石的前妻曾写过一本批判性的蒋介石传记，据说台湾当局花了100多万美元来购买这本书稿。毫无疑问，书稿后来被销毁了。

多年来，我发现几乎无人敢夸口说他深谙宋氏家族。真正了解这个家族的都是蒋介石政权内部的人，而这些人有足够的理由保持沉默。宋家权势如此之大，以致他们可以严惩任何做出轻率之举的人。为数不多的几个西方人，如陈纳德，服侍蒋夫人数十年，却始终小心翼翼，拒绝回答与宋家有关的任何问题。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前程全靠他们的庇护人宋家的持续成功。只有像项美丽（本名：艾米丽·哈恩）和亨利·卢斯这样自称与其关系非同一般的人的那些带有倾向性的看法，才能得到认可，并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其他像白修德、谢伟思和约瑟夫·史迪威等经常谴责宋氏家族的人则遭到排挤。上述三人当中，只有白修德免遭身败名裂的厄运。谁抨击宋家人，谁就会被贴上同情共产党的标签，这已经成为惯例。

有关孙文和蒋介石的传记已经出版了不少，其中有几本还对两人做出过温和的批评。另有两本关于宋氏三姐妹的传记，写得跟《圣徒传》差不多，明显吹嘘过头了。除此之外，赛珍珠还根据三姐妹的故事写过一本虚构的儿童读物。这些书都避而不谈这个家族历史中相对阴暗的一面。本书是迄今为止第一本有关整个宋氏家族的传记作品，在审视他们做出的积极贡献的同时，第一次把他们长期不为人知且更为邪恶的行为一并揭露出来。只有把整个家族的所有成员放在一起详加研究，才有可能弄清在通往权力宝座的征途中，他们是如何既相互扶持又相互牵制，以及他们家族与上海黑帮之间的长期勾结与深刻依赖的关系。

这样的传记此前之所以一直没有出版过，是因为宋家人不想看到此类作品。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转变对华政策之前，如果任何一名新闻记者对宋家人表现出“不正常”的兴趣，特别是对蒋家人持有哪怕些许不谨慎的态度，都足以危及他的饭碗。《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遇到的种种麻烦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本书中我希望能以较为公正的态度重述一下他的遭遇。再举一个例子，杰出的新闻记者斯坦利·卡诺多年来一直担任《时代周刊》在香港的驻地记者。他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和老板亨利·卢斯到台湾出差。当时他们正坐着一辆高档轿车赶往豪华的金钰饭店（该饭店是宋家的房产，在饭店顶上可以鸟瞰整个台北市），这时候卢斯发现运送行李的汽车没有跟上来。他皱了下眉头，没好气地说：“我想他们把我们的行李给弄丢了。”卡诺向来不会装腔作势，他顺口说了一句：“他们丢的可不止这一个。”听了他的话，卢斯并没有感到好笑，但这句俏皮话破坏了卢斯对他的兴趣——如果想在卢斯手下谋职，就必须让他觉得你有吸引力。卡诺告诉我：“一年后，我就离开了《时代周刊》。”

由于种种原因，在本书中，我把那些一看便知来源的“观察”和“洞见”，如克莱尔·布思·卢斯、项美丽和陈香梅等宋氏家族的盟友们对宋家人的评价都剔除在外。她们对宋家的评价早已广为人知。1940年出版的《宋氏三姐妹》一书，主要记述的是项美丽担任《纽约客》杂志驻上海记者时，与宋霭龄相识后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大部分篇幅写的是三姐妹幼年时期的一些居家琐事，以及宋美龄的婚礼盛况。这些描述的党派倾向过于明显，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

与之相反，我没有局限于仅通过某些朋友或敌人的描述来解开宋家的秘密，而是另辟蹊径。如同帕尔修斯避免直视美杜莎的眼睛一样，我也转换角度，以当时的时代为镜，并从与他们密切接触过的人的生活中去寻找素材。如此一来，他们那漂亮的外表就不再让人眼花缭乱了。

在此只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宣传者们对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夺权过程中的阴谋手段略去不提，许多肮脏的故事细节被掩盖或者直接抹去，剩下的只是对青年时代的蒋介石那虚情假意的吹捧，这使得我们直接了解蒋介石当时的各种行为及其动机变得尤为困难。不过，最近一些中国学者发表文章，揭露了蒋介石早年的一些密友的生活情况。我小心谨慎地把这些素材拼到一起，向大家展示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蒋介石和这些人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并根据这些线索重新勾勒出一个巨大政治阴谋的大致轮廓、运作手段及主谋人物。蒋介石于1926年冬季之后便与臭名昭著的上海青帮开始公开来往一事，多年前就已被外界广为知晓。不过，人们只是隐约感觉到，早在那之前他们就已经搭上了关系，但对这种关系如何影响他的人生却不甚了解。现在，我们第一次有可能找出在1910年前蒋介石的青年时代就把他与青帮联系到一起的那根“神线”，以及青帮头子是如何借助蒋介石（蒋介石也利用了他们）把联合政府从孙文的手中夺走。过去在传说中才有的故事，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了解其具体情况。至于蒋介石是如何接掌了大权，以前的官方版本从来就没说明白过，现在终于可以弄清楚了。

运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揭开宋氏家族中其他人的秘密。由于宋氏家族的成功是依靠家族之外的幕后人物，因此，只有弄清这些幕后人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才能透彻理解宋家的全部故事。虽然他们并非宋家成员，但必须视他们为家族的盟友。这些人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青帮老大杜月笙，以及听命于他的一帮手下。杜月笙本人则基本上已经是这个家族的一员。

在此，我得说明一下，我绝算不上是什么中国通，仅仅是个过路者而已。路过现场时，有人对我说了一句令人颇为沮丧的话：往事已随风而去，当下紧随其后，而未来则吉凶未卜。缓过神来，我禁不住想知道到底谁该为此负责。虽然似乎有无数个答案，而其中一些更耐人寻味的可能选择却让我兴趣盎然。每发现一点与他们的外在表现不甚相符的地方，我对宋氏家族的兴趣就增加一分。有一天在新加坡，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一份古怪的文件。那是一份英国殖民政府文件的副本，内容是蒋委员长在旧上海巡捕房的犯罪记录，上面除列举了蒋介石参与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谋杀活动外，还有对他持枪抢劫的起诉。这些事情外人几乎毫不知情。美国人之间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约定：永远不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谈论宋氏家族，尤其是蒋家这一支的任何事情。他们通过这种方式防止人们知道某些可怕的家族秘密，就像不想让人知道阁楼上大门紧锁的房间里，罗切斯特太太正戴着哗啦哗啦乱响的锁链等待着被大火烧死一样。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是美国成年人构建的中国神话的一部分。

本书首先要说的是，这个家族其实并不姓宋。